《今日中国》2008年第四期封面
1978年，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安徽小岗村民冒死搞起大包干，
农村改革大幕拉开。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中国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给予极高的评价！
到2008年，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30年来，有许多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回味。30年后，会有更多的人和事，值得我们期待。
乡村故事
1978年，18位安徽
农民在大包干契约书上摁下自己手印的举动，把小岗村推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前列。
小岗村的抉择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在严宏昌家，客厅桌子上摆放着一张大约16英寸的邓小平照片。“他支持大包干，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是我们农民的恩人。”严宏昌虔诚地说。
58岁的严宏昌，是30年前领头搞“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
勇敢的决定
“那天，就像今天这个时侯，太阳快要下山了。”严宏昌望着天空，燃起一支香烟，讲起30年前那个改写历史的时刻。
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由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开会，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严宏昌记得，他当时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
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严宏昌说，他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午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当时，国家实行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政策所不允许的。小岗的农民们显然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但18个不愿再挨饿的农民还是在一张“生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
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悲壮的决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艰难的探寻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为大包干正名：“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大包干后的几年，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小岗村粮食连年丰收，收入连年增加。严宏昌也跟村里人一样，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一
时间，小岗成为当时农村改革的样本，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来参观的人熙熙攘攘。但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卖粮开始难了；生产资料价格日益增高，单纯种地也无法富裕了。小岗怎么走？严宏昌们陷入思考。
80年代中期，严宏昌为探寻一条致富的路子，自费到全国各地考察，发现农民办企业可能是一个出路，并且找好一个加工塑料袋的项目。但回到村里一说，村民们并不认同他的想法。
严宏昌只好自己花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结果22天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说。
到90年代,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更不用说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些不断崛起的亿元村了，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
“看看别人的发展，心发慌啊。”严宏昌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他认准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于是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
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但最终都夭折了。
光环照耀下的小岗人，在发展道路上艰难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他们清楚，1978年的辉煌不可复制，而严宏昌也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未来的出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他：“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的？”
原来，安徽省在2004年给小岗派来一个党支部
书记，叫沈浩。他为了小岗村再次起步，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由小岗村、
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持股，把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按沈浩的设想，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
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
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以重订租金；集中起来的
土地，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有机蔬菜和树莓。
这事要搁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但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被称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在村里引起争论。
挺“合”派认为，只要能增加效益，把土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认为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没有农业作为半壁江山也不行，担心农民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其实也没什么结果，倒是土地出租后至今还荒在那里。
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穷村子，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每一次艰辛的探索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年轻的吴广德正在自家的葡萄园里观察着葡萄架上的小秧苗的生长情况。“原来我家的地都是种稻子、黑豆和花生，每亩收成也就是1000多元的毛利。改种葡萄后，收益高出农产品的3至4倍。”吴广德不无得意地说，明年他准备再增加种植4亩葡萄，预计收入会达到3万元。
站在一旁的沈浩书记说：“这是我们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很好的尝试，也是小岗村
新农村建设三步走之一。第二步，我们将以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为依托，发展观光生态农业游和农家乐游。前不久，安徽省给小岗工业园批了2平方公里土地，用于
招商引资，这是小岗发展的第三步。”
严宏昌也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最近，他和凤阳县一家公司洽谈，想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又不离家不离土，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这几乎是他和小岗人30年的愿望和追求。
无谓的争论是没用的，未来的出路只能在脚下。
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21世纪腾飞，华西村经过四次跨越，实现了农村工业化、
城镇化和现代化。
华西村的传承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在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是灵魂人物，是读懂华西村历史巨变的钥匙。
上午10点30分，只要不出差，80岁的吴仁宝都会到村礼堂，向游客介绍村里的发展历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会。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他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引得阵阵掌声和欢笑声。30分钟后，穿着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仁宝牌”西装的他，熟练地从舞台右侧的幕布间径直走向那个特意为他预留好的位置，与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客人们合影留念。
探索股份制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县，不到1平方公里，2007年销售收入却达到450多亿。村民人均收入连续7年超过1万美元，享有村里分配的400－600平方米的别墅、公寓和小轿车。按照吴仁宝的说法，华西人已经“中康”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在吴仁宝带领下，完成了全村规划改造，创办了小五金厂。正是这个小五金厂，成为中国
乡镇企业的胚胎。1978年，华西村有固定资产和银行存款各100万元，还存有3年余粮。
就在这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想让农民过上城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幸福生活的吴仁宝异常兴奋。此时的他正准备办塑料纺织厂，投资出现6万多元缺口。吴仁宝到老百姓一家一家地筹措资金，并告诉他们，把你的钱当办厂的股份，年底分红。
“这是中国股份制新集体经济的源头，与人民公社时期大一统、产权不明晰的集体经济相比，发生了质变。华西这个机制一直运作到现在，也就是今天的‘少分现金多入股’”，江苏省党校教授冯治对吴仁宝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1999年8月，华西村股份公司发行的3500万A股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华西的资本经营进入新阶段，成为全国第一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的上市公司。
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华西村已形成钢铁、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58家企业，拥有固定资产60多个亿，号称“天下第一村”。
精神文明产业化
“华西经济繁荣发展的后面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精神文明开发公司总经理孙海燕说。公司在1988年建立，将精神文明产业化，这在国内堪称首创。
“建立精神文明开发公司的目的是弘扬好的东西，防止或限制不好的东西。”孙海燕说，公司为此出台了包括禁止赌博、不准打鸟在内的很多规定。
华西村尊重村民的信仰自由。在金塔饭店周围的塔群的草坪里，既有毛泽东、
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汉白玉坐像，同时又有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等雕像。村里人有的信仰佛教，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伊斯兰教。吴仁宝说：“有信仰是好的，没有信仰才是最可怕的。”
为了鼓励子女孝敬老人，吴仁宝设立“忠孝奖”：百岁老人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忠孝奖”1万元。老人陈村妹在百岁时，全家五代同堂37人因此获得37万元大奖。
最近，吴仁宝又开始倡导新美食文化。村里的营养配餐中心按照一年中的四个季节推出几百种养生配餐。“饮食要讲文化的，农民也要讲究生活质量。”吴仁宝说。
在谈及什么是幸福的时候，吴仁宝笑眯眯地说：“人民幸福有3条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新农村则是美化、绿化、净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是农民生活乐园。”
新的传人
2003年7月，吴仁宝卸任，四子吴协恩成为华西村新的掌门人。
这位看上去腼腆的年轻人说，华西村在墨西哥锡那罗亚州投资的121平方公里的铜矿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因为对运作资本的熟悉，吴协恩已成立投资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并参股银行证券，这是华西融合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新尝试。
对于未来，吴协恩有个庞大的目标。即2010年实现销售500亿元，富裕5万人，5年内花5个亿到外省市合作搞5个旅游景点，建成一座50万平方米的物流商贸城，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迎接建村50周年。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华西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大寨曾经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大寨已经走出历史，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大寨的新生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大寨原来是个小山村，全村700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被七零八落地分成4700多块。看着就发愁。”说起大寨，61岁的郭凤莲依然是快人快语。
大寨是
山西省昔阳县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村庄。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把零碎贫瘠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高产的“海绵田”。这种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赢得了毛泽东主席的极大赞赏，他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来自全中国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踏入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就在大寨最辉煌的时候，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
10年的沉寂
1980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得到
中央明确肯定。一时间，大包干的浪潮席卷全国，不允许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大寨模式被否定。
33岁的郭凤莲被撤销大寨的一切职务，调离大寨，先后到晋中果树研究所和昔阳县公路段工作。这一去就是10年，直到1991年11月，已经人到中年的郭凤莲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希望她再回大寨任书记。
“我再也不想在政治空气中生存了。干不好不行，牵累一家人啊。”郭凤莲习惯性地盘起双腿，低垂着头，坦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郭凤莲觉得对不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在我离开大寨的10年，丈夫既当爹又当娘，大孩子受同学欺负，被灌醉扔到水沟里差点死掉。我急忙给他做人工呼吸，等孩子醒来叫了一声‘妈’时，我咕咚瘫坐在床上。”说到这儿，这个当年闻名全国的“铁姑娘”不禁潸然泪下。
接到通知的那一天，郭凤莲和丈夫一夜没合眼。“我们就那么默默地看着窗外的月亮升上来，又落下去。”在郭凤莲看来，是丈夫帮她拿定了主意，“最后，丈夫说，你回大寨就干好大寨的事，我们干好自己的事”。
几天后，郭凤莲到大寨报到。这次她的身份是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大寨学全国
“现在你看到的大寨有一个水泥大广场。我刚回大寨的时候，这里到处是低矮破旧的小房子，乱七八糟，下了雨的泥巴地根本走不了人。”郭凤莲回忆道。
“不跟历史赌气！”郭凤莲对全村人说：“过去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
很快，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任董事长。不懂经营的郭凤莲坐着火车硬座到沿海发达地区考察、谈项目、跑贷款。“因为穷，不敢住宾馆，我就住在10元的小旅馆。多亏有人发明了方便面，让我在吃上省点钱。”不过，郭凤莲最怕的还是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以前的大寨是全国的榜样，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她回忆说：“有一回，在山东临沂跑项目时，为了躲开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人的视线，我和同伴顶着烈日坐在那家单位的马路对面，等着人家上班。”
不过，在这艰辛的过程中，郭凤莲重新认识了“大寨”这个金字招牌的作用和意义。于是，与外地企业联手，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工贸园区等30多种“大寨”品牌的产品相继投放市场，如今的郭凤莲介绍大寨的饮品“大寨核桃露”时，已像一名熟练的营销员一样。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也正在进行中，“听说甜高梁可以做成环保的乙醇燃料，我们特意从
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郭凤莲告诉记者。
因为在农业、工业、商贸业、养殖业的多种经营，大寨人年均收入将近6000元，远远超过了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不仅如此，大寨还提出了建设绿色园林生态的目标。曾经是中国农业样板的大寨梯田虎头山，已经退耕还林种上了松、柏、桃、杏等各种果木，变成了真正的“花果山”，每年都吸引着20多万的游客到这里休闲度假。
观念的改变
走进写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色大字的大寨寨门，“窑洞饭店”和“炕头饭店”的招牌扑面而来。广场中央的几个五颜六色的小推车上卖着大寨压饼等风味小吃和妇女们钩织的毛线拖鞋。大寨人的观念变了。
老劳模宋立英，正在自家开办的“大寨宋立英旅游商品店”前忙碌着，两个来自
河北邢台的女“知青”请这位当年崇拜的偶像签字。老人认认真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落款上还不忘添上年龄：78岁。她身后的一扇门上，贴着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大寨》摄制组的委托书：宋立英为《大寨纪实》VCD影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发行代理，全权负责《大寨纪实》影碟在昔阳县的发行销售事宜。靠着这个，宋立英家去年就挣了2万块钱。
在一家窑洞饭店的门外，隔着窑洞的窗户，一个戴着耳机，在电脑前摇头晃脑唱歌的年轻人，让我喜出望外。无论是在大寨还是在其他农村，能见到年轻人的时候并不太多。他叫梁军，18岁。“我是农民的后代，但是我并不想种田。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种地了。家里原有的一亩多地已经跟虎头山一样退耕还林了。”小伙子说，现在的这个窑洞是租的，他们家在大寨新盖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是大寨最近几年盖起来的，全村大概2/3的人家搬进了新居。“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去省城太原工作了。”对进城打工充满期待的梁军微笑着告诉我。
郭凤莲说她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护好这个历史文化村庄的遗址，申报国家农村遗产的保护项目。在她看来，大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山而建的窑洞和七十年代火车厢式的排房，是几代大寨人发展的见证，她希望大寨能传承下去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不变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对大寨的未来，郭凤莲也早有打算。她说：“想找一个有开拓意识、有文化的人来接班。我扶他一程，就退休。”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万万不行的。大邱庄的沉浮，留给人们太多遐想和思考。
大邱庄的兴衰
文／华 兹
当年有句顺口溜：“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说的就是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这么一个穷地方，后来竟被禹作敏弄得全国闻名。
迅速崛起
1977年，禹作敏是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原来这年冬天，大邱庄在新的村干部选举中，再也不愿忍受贫穷的农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的要求。禹作敏，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认定只有向“钱”看，大邱庄才能向“前”看。
在全国大多数农村还在指望从土地带来财富的时候，禹作敏毅然提出办乡镇企业。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建立。当时，钢材可是炙手可热的短缺物资，冷轧带钢厂获取巨额利润，帮助大邱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钢铁工业，大邱庄迅速摆脱了贫困。
面对一些人指责大邱庄“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禹作敏毫不客气地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
1992年，大邱庄由当初的一个企业，发展成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这一年大邱庄变成了“中国第一村”。当年《纽约时报》记者在对大邱庄的报道中称：“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中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迅速衰落
当年禹作敏迅速完成资本积累，使大邱庄红极一时；但正因为“没有主义”只“向钱看”，导致他作奸犯科被判刑，使大邱庄在集体经济达到鼎盛时期迅速衰落。
但大邱庄人不甘就此沉沦。1997年，大邱庄再次兴起，工业产值达到130多亿元，
财政收入9000多万。不过，这次大邱庄真有点时运不济，正好赶上亚洲金融风暴，受到市场和资金的严重影响，经济迅速陷入低迷，所有企业几近停产。
与此同时，原有的治理模式所固有的产权不明确、社会负担沉重等弊端，也开始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显现负面影响，大邱庄霎时变得萧条寂寥。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从1997年6月开始，大邱庄进行了包括产权
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460家企业，80%民营，20%由外资和集体参股，还吸收了2亿私人资本，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困难。
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新体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今，大邱庄成为天津市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未来5至10年内，大邱庄将建设成为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将建成团泊新城的产业支撑和主要就业区。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
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一旦这个人出了事，反映在决策、运行、
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
如此起伏跌宕，使得大邱庄人的心态变得微妙而复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拒绝记者采访，年纪大些的人还很怀念禹作敏时代为他们提供的“从襁褓到坟墓”的多项福利。但是大多数人对大邱庄的未来充满信心。
把德国人发明的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的巴伐利亚试验，移植到中国的南张楼村，能够取得成功吗？
南张楼的洋模式
文／刘 汉 翟 鹏
1988年，山东省
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
教育等很多项措施。
这个被称作“巴伐利亚试验”的项目，是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德国在二战以后，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
移植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甚至是耕地荒芜的现象。此时此景，德国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运用到中国来，复制到南张楼村。
南张楼村在青州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而德国人看中的正是该村当时的这些天然劣势：人多地少、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没有大企业、没有矿产资源。南张楼村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20年来南张楼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划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4个功能区。”袁祥生是当时南张楼村的党支部书记、该项目的中方经理，他指着全部为德语说明的全村规划图描述说：“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袁祥生介绍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室内卫生间以及有沐浴设施等。村子里的超市、网吧、美发店、饭馆、加油站、摩托车销售部……凡是村民们有需要的商品与服务，村民们基本不用出村。
文化的碰撞
说起20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单为房子的事就和德国人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如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与德国人“打架”的除了袁祥生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林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司司长马格尔教授坐上了同一谈判桌。
中德两位教授之间当年的那场激辩被人们看成是中德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马格尔不解地问。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张教授认为，德国人提出的“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试验没有终结
如今，这场试验看得见的是这样一些变化：
兴建了80多个企业，
农民工作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好多企业还为
农民工买了养老、医疗保险；农民收入提高，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该村居民4000人，目前还是4000人；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用村里年轻人的话说，他们想不出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南张楼没有。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试验成功了？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这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袁祥生曾问过项目的德方代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得到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三圣乡快速转变的原因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利益——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政策
三圣乡的创新
文／郎 杰
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的意义在于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圣乡就是成都“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之一，乡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旭的桌子上放着的厚厚一叠“国家4A级森林公园”资料。“这里，我们要修一个跑马场，这里，是一个占地2000多亩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成都市最高档的私家会所。”李旭站在蓝图前指点江山。
要建跑马场、高尔夫球场和私家会所，都需要农民转让土地，但土地流让之后，如何平衡村集体经济、投资者和农民的三方利益，是“城乡统筹”面临的典型难题。“打造现在的三圣乡我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打造新三圣，我们计划用5年。”李旭说，他正准备报批他们的规划。
典型性难题
5年前，三圣乡还被成都人称为“外八乡”，这个称呼就像上海人说的“下只角”。
在成都市打造的所有“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序列里，人多地少的三圣乡离成都最近：只有7公里。现在，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三圣乡从外观上看，已经和成都市的街景无异，让到访的游客有恍如行走在西湖的柳堤莺岸这样的幻觉。
促使三圣乡快速转变的原因是：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民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政策。
“三圣乡模式”和分处于邛崃、温江、双流、郫县等处的其他“统筹城乡”模式不同：地处成都“城市通风口”位置，所以进行了整体规划，三圣乡的土地只能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搞建设性开发，以免高楼林立带来“通风堵塞”。
“因为搞了几年的旅游项目，城市周边的土地价格已经从2000年的25万1亩飙升到了2007年6月份的705万1亩。这对于我们来讲，不能说没有诱惑。”李旭说，“但是，既然不能搞
房地产开发，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要把农民的后续保障做好。”
但是，土地流转之后，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平衡村集体经济、投资者和农民的三方利益，并非易事。
村民的忧虑
三圣乡红砂村民胡登林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折起来藏在被褥之下的“土地转让协议”，这是2003年前后他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
最重要的是土地转让价格和土地权属的变更：甲方付给乙方的土地补偿费用(土地租金)每亩每年按田1000元整、地800元整给付，以后每5年增加200元/亩，每年12月底之前付清该年度的土地补偿费用；若遇国家或集体统一规划用地，租用地的地面建筑、作物及设施赔偿费用归甲方所有。
“猪肉都涨价了，土地的补偿费不是也应该涨得多些才是吗？”胡登林觉得自己当初出租的价格有些低了。除了猪肉的价格上涨，三圣乡周边的卓锦城、蓝谷底的房价都已经达到了3500-4000元/平方米的售价。
好在胡登林把前几年盖的小楼，以3万元/年的价格出租给了外地的老板，用来搞“农家乐”经营。
胡现在是原先的邻居杨春霞的房客。胡登林的屋子里布置得很简陋，只有一台电视一张床。杨春霞每月收取300块的房租。
和村里其他将土地和房屋出租的村民一样，胡登林每年收入大约3万多：土地出租（1.15亩田地收入为1380元／年）、3万元的房屋租金、自己打工的收入（胡自己买了辆农用三轮，用来拉游客，如果到农家乐打工，月收入约为500元）。
土地是农民所有收入的根本来源，所以用何种方式产生最大并且长久的效益，同时维持土地的产权性质不变显得至关重要。三圣乡政府的具体做法是：对农地土地出让权的转让协议，规定时间不等，并设上限（国家规定为30年）。使用年限满期以后，原则上政府对于甲乙双方的租赁关系是农民自愿流转给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方再次流转。农民流转了土地，但是土地经营权并没有丧失。农民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折算入股，每5年递增10%，可以通过分红来取得回报。
对于投资方的固定资产的投入，用折旧折抵。如遇拆迁，承包时间满了，资产归集体经济组织;如时间没满，那么残址归农民所有，其他的补偿谁投资谁收益。
照这样的机制安排，一切在自愿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探索才刚开始
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按照这样的制度安排，从逻辑上推断，还是存在着体制上的漏洞，那就是：是否有人利用这一土地政策，囤积土地，等待拆迁，牟取暴利?
三圣乡的乡民对此情绪复杂：当地有家叫“遁仙林”的企业就是村民们议论的热点，这家企业是在1992年进驻三圣乡的园林企业，因为2004年乡政府规划道路时征用了土地，房屋被拆迁，获赔200多万。
“遁仙林获赔200多万主要还是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这件事情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获赔方没有牟利的预期。”三圣乡街道党委书记李旭解释道，“现在的三圣乡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工商业投资者囤积土地没有用，成都市的整体规划限制了我们这里只能搞农业产业化项目。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在每一位投资者进入的时候，我们都有投资评估机制，必须要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才能进入。”
但是，从乡间传闻里，还是能感到农民心思的波动。
先是从渴求温饱、抵御风险的角度出发考虑，村民们同意了村集体开出的土地租让价码，并且签订了十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土地出让合同，一部分农民出租了自己的房产配合乡政府的观光农业的规划部署;但是，成都房价高企、包括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等等因素又开始让他们心慌。看到租用自己房子的浙江、福建或者成都本地的老板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一些村民心里又产生新的不平衡。
“应该认识清楚，发展城市不单是城里人的利益，也包括农民的利益在内。成都经验最好的地方，就是努力寻找一个减少利益冲突、增加利益互补的办法。”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07年6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经济50人会议上这么说道。
客观地说，三圣乡的创新模式做为阶段性的成果已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肯定，下一步，是必须在机制的完善上再行探索。
浙江滕头村入选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这个村子宁可发展的步子慢一点，也不去做速成致富梦。
滕头村的和谐
文／本刊记者 华少君
63岁的吕文广老人每天的工作是在滕头村的小广场上喂鸽子，只要他大呼一声“来吧”，上百只白鸽就会从四周的树林里飞拢过来，等他喂食。这已经成为滕头村一景，许多游客都喜欢与他合影。
吕文广原是滕头村邻村的农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养小动物。2001年，滕头开始做生态旅游项目，把他请来做动物饲养员。吕文广认为自己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来自己的确喜欢小动物，二来滕头村还给他和家人分了一套90多平米的公寓。几年来，老吕把村子里的野鸭、鸽子、孔雀、松鼠都照顾的很好，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入选世界十佳
滕头村是浙江省奉化市的一个小村庄。
滕头村村委书记傅企平这样介绍自己的村子：在全国的农村里面，经济发展有比滕头强的，风光景色有比滕头好的，滕头的特色是产业与业态、人与自然、人与人如此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2007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确定以GDP、就学率、就业率、犯罪率、绿化率、空气质量、人均寿命和幸福指数等8大指标，对全球1200个乡村进行评估论证，最终评出中国的滕头村、巴西的依哥中心村等10个村庄为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傅企平也被授予“2007世界和谐贡献人物”，入选人数全球也只有10名。
评审委员会给滕头村的评语是：公共服务与管理上的创新，对生态保护的超前意识与极强的社会责任心，一个有鲜明特色，在环境、工业化和科技普及综合发展的中国村庄。
滕头村干部的名片与众不同，都是绿色的，目的是提醒每个人不要忘记环保。上世纪90年代，滕头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乡村级环保机构——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会对引进的有污染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度，目前已经否决了46个效益可观、有可能污染环境的项目。”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傅德明说。
“在很多地方还不重视环保的时候，我们就在村里实施了雨污分流的工程”，傅企平说，“滕头村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也没有走过弯路。我们的理念是，宁可发展的步子慢一点，也不去做‘速成致富梦’。”
58岁的林祥德是滕头的绿化人员，对于村里的生态环境，他深知来之不易。“景区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搞起来的”，过去，要是看见有人扔烟头，他会直接上去劝阻或者自己捡起来。“现在村民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不过有时有的游客，还是乱扔东西。”早在1982年，村里就通过村民大会的讨论，制定了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的行为，1995年又开展了“五好家庭”创建活动，制定了“滕头文明规则”。如今外村人入户滕头，也必须遵守此规则。生活一段时间，就会迅速被“同化”，养成好的卫生习惯。
种出来的风景
一些外国朋友问傅企平：这样漂亮的村庄，如何办企业？傅企平回答：把工业企业全部都搬进工业园区，让企业生产和人居生活相分离。滕头村现有60多家企业，已进驻工业经济园的有40多家。
村里开发了农家风情生态旅游区，建成植物工厂、花卉基地。这些种出来的风景，每年要接待70多万名国内外游客，门票收入要超过1000万元。
靠工业和三产富裕起来的滕头村没有忘记农业，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传统农耕业，已经看不见踪影，为数不多的农具已经被收藏在滕头公园的农家博物馆里，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级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园区。100亩现代化的钢架大棚里，庄稼都是种在试管里，农民不再带着草帽而是穿着白大褂，产品销往法国、荷兰等国家。
51岁的村民傅杏坤的丈夫就在农业示范区里工作，他们一家原来在临近的奉化市开了一个小餐馆，随着村子的发展，他们把餐馆关了，回到村里生活。傅杏坤的丈夫、儿子、儿媳都在村里的企业上班，家庭年收入在20万左右。
几年前，他们家花了17万元在村里买下一栋300多平米的双层别墅，傅杏坤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很多城里人都羡慕我们，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看病村里给报销，孩子上学都免费，上大学有奖学金，年岁大的还有养老金。能有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
都有发言权
两年前，同滕头相邻的奉化市有一栋1000多平方米的中国明清时代风格的老住宅要转让，如果要买下这栋住宅，需要花费70多万人民币。由于涉及滕头的公共资金，傅企平把18名村民小组长召集起来讨论，要求这些小组长挨家挨户的询问每个村民的意见，在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后，村里把老宅子买下来，建成一个旅游景点。
“这件事在我们村不奇怪，一件事情做不做，不是由村党委和村委会自己说了算的，在决定以前，每个村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59岁的村民张挺方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就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全面倡导农村事务管理公共参与机制，这种民主管理机制在滕头村得到实践。
林祥德回忆，前些年村里要盖一批小康住宅。为避免决策失误，造成大的损失，村里第一批只盖了6套样板间，征求全村村民的意见。“当时有不少人提意见认为，村里小户家庭较多，而这6套房子面积过大，应当适当减少面积”，林祥德说，后来村里造的住宅，在总套数、单套面积、价格等方面，全部都由村民决定。现在滕头村最漂亮的126栋建筑，就是这样产生的。
村委副书记刘松江说，村里有健全的公众管理参与机制，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有村民指出，滕头路边的电线杆很不美观，能否把电线埋到地下。这个建议经论证认为可行，村里很快实施了农村无杆化电力改造。
中国著名的作家贾平凹参观滕头后问：你们村的当家人是怎么产生的？
村民回答：“公平竞争，谁干得好就让谁干。”
在滕头，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特权和特殊人。傅企平的前任傅嘉良任职期间，带着全村获得“全球生态500佳”称号，风光无限，但是他的妻子只是村里的生猪饲养员，一直工作到退休。傅企平等村干部，也都只是“义工”，从不从村里领一分钱，傅企平身兼滕头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通过企业经营获得酬劳。
人物访谈
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过程，参与了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多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被认为是中国著名的农业与农村政策问题专家，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有独到见解。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三大阶段
陈锡文说，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农村内部，改革了过去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标志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生产，去选择自己愿意干的职业。这些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是在改革最初的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
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在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之后，国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实行计划收购和销售，这个阶段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标志是在寻求、培育市场机制。
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又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城乡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方略，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使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紧密地融合起来。这个阶段就是要从根本上去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建立新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
用数据说明成就
陈锡文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给农业农村带来很大的变化，给农民带来很多的实惠，也使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他用一系列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78年改革之前是6000多亿斤，2007年是10030亿斤，30年增产60%以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改革使农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78年是人民币134元，2007年达到4140元。
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从改革开放之前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底的不足1500万人。从2007年开始，国家还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农民的生活比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大概80%的农民家里有彩电，通讯条件跟过去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针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到2007年，全国农村县以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共有1.48亿，有7亿多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陈锡文认为，中国对全球重要农产品的市场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说，中国人口占全球1/5，中国基本不在吃饭问题上给全球经济带来困难和压力，这就是贡献。2007年，中国是净出口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国际粮价的飙升中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陈锡文也看到了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是对投入问题的认识。现在很多农民出于对经济收益的考虑，还是觉得工业投入越多越好，比如说化肥，很多国家控制化肥，很重要的一点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二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建国50多年来，国家已经建立了从省市到县乡的完整的农业科研体系，国际上很少有国家能建立我们这样的农业完整体系。但是，在科研、推广和农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三是农民本身。全国农民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是8年左右，最近公布的数字，农民文化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只有0.2%。
当然，这些差距，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农业还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必须有中国特色
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陈锡文认为，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目标已经十分清晰，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如何走出中国特色之路，陈锡文认为，要继续发扬中国重视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产出率等好的传统，同时还要接受现代科技知识。
中央在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农民的要求，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和现代农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的教育水平，让农民能够掌握更多的现代化农业技能、生产技能等，逐步培养新型农民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
陈锡文对农业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单位面积生产量居于世界前列。如果通过各种手段，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再促进农业科技不断进步，通过专项农田的水利设施等等改善农村农业的生产条件，农业水平还会不断提高的。
世界银行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经验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一直以来，世界银行在帮助中国农村扶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探索也引起世行关注。其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杜大伟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该处农村发展部主任苏沙蕊认为，人们对中国经验非常重视。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杜大伟说，国际社会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即从1990年到2015年把世界贫困率降低一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达成这个目标，为实现全球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苏沙蕊表示，世行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不再是过去单纯地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引进到中国，而是在了解和搜集中国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国家，很多国家不断地要求介绍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
变化令人惊喜
苏沙蕊说，30年前，中国的农业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曾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相对低效等等。
到了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施改革，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和生产单位可以自己购买一些生产资料的投入品，农民也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元化生产经营，取消了城市的粮食配给制度、固定的收购价格。农民不仅生产粮食，还可以种植蔬菜、果树，养殖家禽等，完全可以自主选择生产产品。
中国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有很大影响。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农产品的出口成为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中国农民生活的变化令人惊喜。”苏沙蕊讲起2007年7月在江西赣州遇到的一对刚从
深圳度假回来的农民夫妇，“这可是农民去度假！而且这并不是我看到的惟一的一家。”她说，如果一年前，自己还会认为农民都是低收入群体，但自从遇到这个农民以后，她看到农民步入中等收入的可能，“如果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和途径，能够帮助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的阶层的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了。”
支持中国农村发展
杜大伟说，中国的农业发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近年来，整个农业增加值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突出。然而，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农民有9亿多，让这些农民靠农业生产来拥有良好收入是不可能的。所以促进农村部分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到城市里的农民可以通过从事服务业和工业获得较高的收入。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户均土地和较大规模的耕地。
杜大伟认为，中国农业要继续快速发展，最好把部分土地从粮食生产转向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如种植果树和花卉等，这样农民的生活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世界银行在支持这种转变方面有一些非常成功的项目。
2008年世行新批准或者刚刚启动的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帮助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中，掌握到城市打工所需要的技术。因为据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15年，中国将有约2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积极应对全球化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中国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至今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很多人关心，中国农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否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面临着怎样的未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研究员，他在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担任中国加入WTO代表团农业谈判专家组组长。
融入世贸体系
程国强毫不讳言，当年中国加入WTO时，曾有不少人为中国的农业担忧。但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表现不俗，农产品增产前所未有，其中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的新亮点，化解了上游供给过剩的压力。而农民就业问题，由于进城务工的渠道逐渐畅通，几年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现在看来，入世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平稳。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农业已经全面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这几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年均递增14．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农产品进口增速更快，据海关统计是年均增长率高达22％。这显示出，中国农业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基本趋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农业资源与市场的分配，并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如今，中国不仅是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继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市场。今后5-10年，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产品出口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需要进口的阶段
如何看待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程国强强调，这是战略问题，要从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角度来观察。他认为在保护国内市场稳定和农民利益情况下，通过进口国外农产品，可以缓解中国资源的不足。
程国强说，近几年原料性、资源性农产品进口增加较多较快，其中有市场开放较早的大豆，也有纳入进口关税配额保护的棉花、植物油、羊毛等，这是从中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现状出发，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的战略选择。
此外，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除市场开放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发展到需要增加农产品进口的阶段。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产品出口较快，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则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就会出现巨额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全球眼光谋划未来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应善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我国农业的发展之路，”程国强说。
他指出，一要建立起稳定的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制定长期规划，合理安排进口规模和节奏；二要加强市场风险防范与管理，有效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如要抓紧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善用WTO农业规则，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等。
同时，更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相应的行业组织和协会并推动其发展，对非国有贸易范围的粮食、植物油以及大豆等粮油产品进口，实行“业必归会”制度。
再则，政府应积极参与WTO多哈谈判，进一步开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全面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的谈判能力，促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环境。
农村改革，应该记住的那些人和事
风云人物
邓小平：美国《时代》周刊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1979年1月1日出版的这期杂志说，他获选的理由是，他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
重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历史事件
大包干：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生产队18位村民，在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下，开会决定分田到户，并在契约上签下“大包干”生死状。中国农村改革由此开始。
政策背景
十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5年1月，《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1月1日，《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004年1月，中央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发布了第六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进行战略部署。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2008年1月30日，《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万元户：指首先富裕起来的那些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
乡镇企业：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此前有不同的称呼：1959年叫社办工业，1972年叫社队企业。
农民工：多指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996年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提出，2003年正式写入党的文件，此后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新型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农民所做的界定。
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革命性政策。
城乡统筹：主要是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结构的重要举措。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
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已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
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大件
1978-1989：
自行车、缝纫机、钟表、收音机
1990-1999：
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
2000-2008：
电话、手机、空调、电脑
它山石
韩国新乡村运动
新乡村运动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建设超常规发展的成功模式。它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重点。主要做法包括：改善农村公路、改善农民住房条件、推动农村电气化、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发展农协组织和兴建村民会馆等。
日本一村一品
一村一品运动是日本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模式。在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日本通过开展一村一品运动，使每个村庄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或拳头产品，成功打入国内外市场。
供稿《今日中国》（2008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