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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组织化其实意味着民众的集体行动有可能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如果这种集体行动是由绅士领导、组织的话。因为，绅士精神通常具有理性和建设性。中外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有绅士组织的社会和一个没有绅士领导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形态和后果，大不相同。
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自我治理，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质就是法治所维持、调整的多中心治理秩序。政府只是这一秩序的一个环节，但这种秩序的基础，却是非政府的自治，即广泛的社会自治。
而社会自治之维系，一方面依赖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又依赖自治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与领袖。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绅士”。绅士传统在中断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正在当代中国再度浮现，而他们将构成自治发育、扩展的中坚。
中国自古就有绅士传统在现实中，权力的范围终究是有限的。在国家权力之外，存在着广泛的自治领域，这包括宗族、家族自治，商人行会自治，知识群体自治，自治的社会公共品供应体系及自治的社会救助体系等等。也因此，相对正常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来都不缺乏绅士这种社会自治的领导与组织者。
在科举制的制度背景下，这些人士被称为“士绅”。他们通常都有科举功名，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儒家的价值观念多多少少会对他们有所影响。士绅中相当部分又担任过官职，具有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经验、技能，从事自治活动也是驾轻就熟。
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不仅仅指向了政府管理，更多地指向了广泛的社会自治。宋代几乎所有大儒都积极地创办独立书院。宋代大儒也积极地从事社会自治，蓝田吕氏兄弟制定出最早的“乡约”，并被各地广泛模仿。士绅们也先后倡导建立了
社会的自我救助体系，比如，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创办了范氏义庄，苏东坡在杭州创办了多家慈善
性质的施医局，这两者均维持了数百年而不坠。当然，像修桥铺路、教育文化等当时最主要的公共品，基本上也是由士绅来组织供应的。
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私人企业和独立大学消失，这个群体也就逐渐灭绝了。事实上，这个群体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旦权力全盘控制社会，自治不复存在，绅士就是多余的。
没有绅士就没有自治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绅士，社会也就无从自治，起码无法实现健全的自治。这是因为，自治需要成本，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种成本。人人都有自治的本能冲动，谁都知道小区自治很好，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投入小区自治。但有些人可能认为，人的自尊比别的价值更为重要，他可能已有一定地位、金钱，愿意投身这种服务他人的事业，以寻求另一种心理满足。
这些人中某些人又具有自治所需要的其他素质，即经验、知识与技能，借助这些，他们可以成为各个领域自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成为绅士。
绅士们总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可以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他们具有必要的组织经验和技能，可以透过某种程序，发现小区的正确的公共利益所在，并在人们中间形成共同意见，然后与其他利益方进行谈判。实际上，在每一次小区业主维权活动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活跃人士，他们就是绅士的雏形。没有他们，小区业主维权根本无从启动。
进一步说，离开了绅士的组织、领导，人数众多的民众不仅不可能具有与自己人数相称的力量；即使具有力量，也往往靠激情维系，而难以成为一种理性的力量。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中、社会潜在冲突相当严重的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民众的组织化其实意味着民众的集体行动有可能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如果这种集体行动是由绅士领导、组织的话。
因此，中国如果要形成一种健全的社会治理秩序，就需要涌现出一个绅士群体，经由他们的组织、领导，使社会形成自然秩序，这是保证社会转型平稳的基础之一。
绅士精神是什么现在有些人羡慕“绅士风度”，因而让孩子上贵族学校、打高尔夫球等等。舆论对此多加冷嘲热讽。
家长们的这种做法能否培养出绅士风度，确实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家长培养孩子“绅士风度”的意愿却是值得赞赏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绅士风度确实是民主、自治制度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有学者曾经研究过清末民初的各级议会，其绅商议员不乏绅士风度，这也正是那些议会在动荡格局中勉强维持的一个秘密所在。
归根到底，绅士风度是以“绅士精神”为内在基础的，绅士风度更多地是一种道德人格的外在表现。
古代士绅之道德人格的源泉，是儒家所标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道德期许，据此，士绅们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从事“正心、诚意、修身”的道德涵育。这样的要求确实有点过于高远，但每个时代确实都有一批士绅坚守这种理想。因此，中国重新出现一个绅士群体的前提是那些潜在的绅士之道德自觉。
谁可以成为绅士？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绅士。武训行乞办学，就是一个例证。毕竟，对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的人士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财富，而是“德行”。当然，正常情况下，由于居于这样那样的天然优势，商人、退休官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成为绅士的机会是相对最高的。
当然，在当代中国，所有这些群体都距离完整的绅士角色有相当距离。商人们或许已经积聚了一定金钱，但普遍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也缺乏参与自治的意愿。一些商人只是捐赠金钱，出于种种顾虑不愿自己出面组织自治活动。至于各种领域的精英专家，既缺乏足够的道德自觉，又受现有教育模式及专业管理模式的局限，与社会其他领域有较大隔阂。
因此，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规模的绅士群体。但是，在商人中间，在退休官员中间，在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正在成长的绅士。他们正是目前种种自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及自治制度的中坚。随着他们的成长、扩大，民主、自治制度也将获得更为稳固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基础。
（据《南方周末》秋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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