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由于
土地在农业以及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特殊地位，一个国家的
土地制度便对该国的农业生产以及该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农业生产离不开
土地，如果
农民还有必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从而收获农产品的话，他们便将无法离开
土地！（当然，在这里我所提及的“
农民”这个名词只是想对于我国现存的户藉
制度而言，并非单就狭义的角度而严格定义的） 而当
农民不再重视
土地，视其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时，势必将对该国农业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土地制度时，如果我们有必要评价某种
土地制度是否合理的话，我们只能排除来自政治
制度等意识形态方面给我们所造成的“
制度偏见”，从现实的立场出发来看待，毫无疑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将是：凡是对有利于农业生产并可持续发展的
土地制度才是好的！
现在，我只能先撇开土地制度这复杂的命题，单向各位展示本人所在村落真实现状，（当然在这里主要侧重于本地
农村土地利用状况而对“农民”的生存状况及经济状况只作附带性的或者忽略性的表述） 本村地处湘中丘陵腹地，远离市区四十多公里，一条七十年代修筑的土路沿山势蜿蜒扭曲着贯穿其中，把全村分成东西两片，一条宽约三米的小溪横淌而过，又把全村分成南北两片，故在周围村落中，本村尚属风水宝地了。全村居民七百余人，原有村民全部土生土长，属典型的传统自然村落，只是近年来很有几个年青村民外出打工骗了几个外地姑娘回来作了媳妇，这样就给本村又注入了些新鲜空气。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本村共分为八个生产队，他田到户以后，有两个生产队成员因家庭之间产生分歧，而一分为二，变成了现在的十个，当然，当时矛盾的根源无非田山水土等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而产生。
本村以水稻为主要产业，全年可种植两季水稻，现已基本上改种一季稻。其灌溉系统均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所修建的山塘水坝等设施成担，现在80%以上的山塘均已瘫痪或半瘫痪，因而，原来依靠这些灌溉设施的那部分耕地也早已随之荒废了，这部分耕地撂荒的年代大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初，土地地承包者大都将这些失去灌溉条件的耕地改种旱地作物，比如花生、大豆、红薯等。后因外地打工收入的诱惑，终于逐渐放弃了。如今早已变成荆棘遍地，无法复耕的荒地了。这部分土地在本村原有耕地面积中应占20%左右，而在某些偏僻的小组中则占40%或以上。
由于本村受地形、交通等因素制约，其生产方式用“刀耕火种”来形容毫不过分——就平原地区的机械化生产而言，农业生产仍停留在以牛耕为主的基础上，期间也有几个农民引进了几台铁牛，但能发挥其功效的仅溪南较开阔的村组，溪北的村民虽也曾尝试使用，但终于又被否决了——实践证明这些笨家伙不适用！因此，这里的农户养牛便曾经非常普遍，分田到户之后，至少平均三户农民便拥有一头耕牛，而这里山地众多，绿色资源十分丰富，当时，养牛对当地农民来说，不算什么烦恼的事。因为当时家里的孩子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中后期，外出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青少年农民几乎全部外出之后，放牛便成了留驻农民的一大负担，因为养牛必须花上大半天
时间由专人看管（主要是早上六点到九点，下午三点到六点
时间段为放牛
时间），而农业生产过程中，耕牛能帮上忙的一年下来也就只有那么十来天的
时间，农户却要花上一整年的
时间去“侍候”它。许多精明点的农民便率先把自家的耕牛给卖了，生产时花钱租用别人家的耕牛来完成耕田任务。
时间一长，不会算计的农民也变得聪明了，慢慢地，这里的耕牛也逐年减少，到现在平均三个组已经不足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如果现存水田仍需由耕牛来完成耕田任务的话，平均一头牛必须承担近一百三十亩左右的工作量，而春耕
时间段就那么十几天的功夫，这对于一头血肉铸就的牛而言，根本无法完成的！这样一来，没牛的农户便只能等待空闲
时间，这也是农民改两季为一季的主要因素之一。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时，就陆续有农民开始举家外出，不再顾及自家所承包的土地，起初他们由大都委托要好的乡邻代耕，当然，从土地上所收获的一切产品均归耕种人所有，有的还要给代耕人提供种子、化肥等生产成本，一般一百无到一百五十元/每亩左右不等，而当地
政府从土地上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费（仅限农业税，水费等）则由代耕人交纳，其它费用项目比如
教育、附加、公积金，公益金等等均由承包人本人承担。当时，这部分外出农民虽然明知道这份“条约”对自身而言是如何的不平等——自己给别人免费提供土地不说，还得平白给人提供生产成本。然而，那时大都为了使“自己的那份土地”不致荒废，以后自己万一回来仍有退路的思想，也只能忍受了。（让他们接受如此不公平条约的另一原因，这里我只能以“那时他们对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还怀着深深的眷恋。他们虽然离开了这片土地，但仍深受着她们”这句话来解释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本世纪初，也就是胡温新政实施以后， 随着农业税免除，种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本村这种用地矛盾才到缓解，外出农民开始不再支付代耕农户的生产成本，而耕种人也因粮食涨价，种粮补贴等政策中得到更多实惠，那两年时间里，农村耕地撂荒状况确实得到很大的改善。可惜的是好景不长，随着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随之拉动的是整个市场所有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当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并未能如我国执政人所愿——“限制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伤农”，反之，农资价格在这几年时间里也其它工业商品相比较，它们的涨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特别是去年至今年这段时间，化肥、农药等价格几乎是成倍上涨之势。
今年春明节时，老妈带领我们一家老少回家少信几天，全村耕地仍悄无声息，整个村仍冬眠似的。丝毫不见丰耕农忙的热闹景象，从与本村支书交谈中得知，今年本村现存耕地面积至少再荒1/3，其中好几个村民小组现几乎没人在家，成为典型的空壳村，问及原因，便有人跟我粗算了笔帐：“种植一亩水稻需种子三十元，化肥农药一百八十元，整地一百元，收割一百五十元，其中工费损耗忽略不计，直接成本共计五百六十元，按八百斤/亩的产量计算，每亩可收获六百四十元左右，排除一切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减产风险，农民可得净利润一百八十元/亩，也就是说农民种植一亩稻子可得到18元/天的
工资。而现在外出务工，就算去建筑、工地干小工，至少可得到60元/天的收入，你说谁会来种地？”接着，村支书本人又跟我说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自八十年代
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严格推行以来，绝大多数农户只生育了一个男孩或者没能生育男孩，大家都对这些未来的劳动力宝贝似的呵护着，自己再苦再累也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干这些又苦又累的农活？待他们掇学以后，更想方设法让他出去打工，他们这帮孩子们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有几人翻得转土地？对于从来没侍弄过土地的人来说，他们能对土地产生感情？”……长久的深思之后，村支书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照这样下去农村衰落还没到时候。”他这话说似乎过于沉重，但看得见的是更多的焦虑。是啊，在农村社会成员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正日渐一日地衰老下去，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农民”都不愿再从事农业，九十年代出生的则更不用说了，在若干年之后，也就是这帮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从土地上退休或融入这片土地之后，“无人的农村”将如何繁荣？“无人的农业”该如何发展？……我不禁又想起几年前与二姐一起从乡返城时和她所说的一句话“若干年后，农业将后继无人”。
从前面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第一次撂荒耕地的主要原因是由比较利益的诱惑、农业基础设施陈旧的逼迫及农业负担过重等原因造成，而现在国家已全面停征农业税费，并且对农业生产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直接或间接补贴，尽可能多地给农民送去政策性实惠，按常理说，似乎不应该再次出现撂荒耕地的现象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在胡温新政实施至今短短几年时间里，耕地撂荒高潮再一次突显出，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我以为除出上述比较利益的诱惑和农业后继无人这两大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大原因应该出在我国土地制度本身上。
记得本
人民日报04年在《农村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曾经提及过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思路，可并未对土地制度给农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必然结果作较深刻的研究和思索，由此给本人带来的结果是近几年来本人对农民如此撂荒曾经是自己新手开恳的并且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土地行为的深度困惑。
在我国农村
改革政策的制定中举足轻重的
专家之一何开荫先生似乎也早已注意到了农民对土地冷漠的态度，对农业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在原有土地制度上延伸了土地使用权的年限，意图制激农民对土地的投入热情，然而，从这许多年来农民的表现来看，并未如何先生之愿。依然拖着种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对待土地，逮住机会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们的存在与否似乎从来就与自己毫不相干。
何先生九十年代所提出的土地承包权延期三十年不变的设计，按理说农民的确不应该再对自己所承包的土地冷漠无情的了，因为，有了这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农民完全有理由把它们当成自己的财产来管理维护它们。然而我现在想，也许正是因为农民只能把它们“当成自己的财产”与“它们确实就是农民的财产”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农民才会如此不领何先生厚意恩赐，再说回来，话说三十年不变，可谁能保证哪天他不变脸收了回去？在出尔反尔这方面，我国政府可是有前科的！（在建国至信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老百姓只要稍回回忆，便能抓出一串串这样的实例来，建国之初，还给农民发放过土地证呢。）现在林子大了，要真正让老百姓完全信任自己，可不再如商鞅立木求信那么简单了。
这样说话有点跑题，又将招致许多人愤怒的口水。就此打住，还是回到我国土地与农民之间所存在的实际矛盾上来吧！根据04年本人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如果把我国现存的耕地面积平均分配给所有农村户口的“农民”，他们每人可得到一亩多一点的耕地，如果单就满足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足够，而且在承包单干的这几十年光景里，绝大多数的农民早已解决了温饱困境。人类的欲望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正如本人童年时代最大的希望仅仅只是每顿能吃上白米饭那么简单，而现在本人最大的希望已经变成了能开着自己的宝马或者奔驰，带着妻子和儿女去领略大江南北的状丽河山……同样，解决温饱之后的农民的欲望也早已不再是温饱，他们怀着所有人同样的梦想！同时，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成年人都清楚地知道，依靠从政府手中“承包”过来的这一亩多点的土地永远无法实现农民心中致富的愿望，于是他们只得另求他路，抛弃“自己的土地”去远方寻梦。
从这一层面来看，三家问题似乎无解——无论推行何种土地制度都无法使
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的窠臼。（说到小农经济这个名词，很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许多或许可称之为“什么家”的人们眼中，似乎农民现在这样单打独斗地一个自耕一亩地的生产方式就是小农经济，而象毛时代那样“百人合种百亩地”的集体生产方式就可称之为“规模化生产”或简称“大农经济”。呵呵，真不知这部分人的小学是如何过来的！实在可笑！）然而，
中国这种小农经济模式永远无法摆脱
中国农民的贫穷命运；繁重的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农民勤劳致富的愿望，农民撂荒耕地弃农转行便理直气壮。农民与政府之间所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
中国农业推向崩溃边缘。这是一个永无出路的怪圈。
农业的前途是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的必备条件是土地集中经营；然而中国“人多地少”的现状及社会保障体系未完善状况与土地集中经营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我们从前文所叙述的农村个案中，当前农村所存在的问题却恰恰与“人多地少”的状况相反，“人多地少”与“地多人少”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矛盾层面的形成，前者因我国户籍制度及工业发展过慢所致，后者则因我国土地流转机制被封冻，造成“地困于人，农困于地”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真正蔑视土地，遏制农业正常发展的不是因农民的懒惰思想或农民素质低下等因素造成，而是我国的现行土地制度。
2008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