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与这个基本问题密切联系或者说是它重要组成部分
的另一问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是整个20世纪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断被提出，又不断加以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境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世纪性重大课题的提出和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有东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观点，但没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以往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观点的研究不够甚至忽略了，其实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只限于西欧。如果有人要把这种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341页）
19世纪70、80年代，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与俄国年轻革命者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需要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二是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篇”阅读了大量东方国家的资料，东方国家奇特的生产方式和古老的国情吸引了他们，马克思曾打算写一部关于东方社会的巨著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笔记、摘录（学术界称之为人类学笔记或历史学笔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观点就散见在这些笔记、摘录和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重要理论观点既不能忽略，又不能拔高。应该说忽略已经被纠正了，但不能拔高。比如，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甚至有的认为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指导下取得胜利的，等等。
列宁提出并论证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一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列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从本本出发，决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根据20世纪初俄国是当时国内外矛盾的焦点，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列宁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际中，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正因为如此，列宁遭到了国内外机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其始作俑者是第二国际的中派代表和理论权威考茨基以及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列宁驳斥了他们的攻击并在此前提出的“一国和多国首先胜利论”的基础上，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社会是沿着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这并不排斥一些国家或民族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可以先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前提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应该说列宁的论证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但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深化，因为这两条理由还不能解释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为什么没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的论证都要面面俱到，但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战中提出的鲜明观点时，要考虑到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亚洲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达到15个。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在凯歌声中胜利前进，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此为标志，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就转变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二、世纪性重大课题再遭挑战
苏东剧变再次挑战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20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演变后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从15个锐减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末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场巨大冲击波爆发之后，西方敌对势力喜形于色，寄希望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举冲垮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奇谈谬论纷纷出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结论再次遭到诘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二：一是“原罪论”，即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其原因盖出于列宁错误地发动了十月革命，考茨基当年对十月革命的批判是对的，而且有先见之明。二是“补课论”，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课。（有两种补课论，本文批判的是这种带引号的补课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初步回答。面对苏东剧变的冲击我们党处变不惊，并且用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有力批驳了敌对势力的诘难，从而对这世纪性重大课题做了初步的回答。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中就包括胜利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曲折性。“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稳住阵脚继续前进关键要抓两条。一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要抓好党的建设。
党的十四大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以及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四大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提法耳熟能详，那么这个判断同上述的世纪性重大课题的表述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这两种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分析。
从实践上看，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是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用3个“我们要永远铭记”来表述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又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伟大成就。虽然后来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是这一时期的宝贵探索和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定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坚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带领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新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从理论上看，要回答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本质规定、发展途径、根本动力、主要特点和发展模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全面阐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上述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等重要问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首先要搞清楚本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发展阶段，这是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后才得出的极其重要的结论。正如党的文献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级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回答了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等重要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因此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执政党对这个本质规定不但不能忽略而且要全力以赴地加以实现。但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犯过错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体现和要求。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既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答了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手段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的重大的理论创新。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我们党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我们党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简称“四化”）。这也是补课论即补“四化”的课，但根本区别于前已论及的鼓吹补资本主义制度课的那种错误的补课论。而在这“四化”中市场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充分利用资源，极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活力，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活力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也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长期以来，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二是夸大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我们坚决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改革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途径，从而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实践中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回答了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后的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以及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现代化成就举世公认，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发展进入了关键阶段：既要继续发展，又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否则不但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可能要遭受挫折。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大理论判断。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要理论，我们党据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
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理论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特点，又指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昭告世界：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都不会侵略别人。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即使将来中国富裕起来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胡锦涛同志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和平发展道路。这个理论实际上也给世界各国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发展模式，即在不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模式的条件下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其内容不止这些。但是，如上所述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和这“六论”无疑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最主要的内容。
四、对世纪性重大课题的回答并未终结
需要联系其它“两大基本问题”来回答这世纪性重大课题。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必须联系“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简称“两大基本问题”）。
首先，要联系“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来研究这首要的基本问题。因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锻造的锐利思想武器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原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论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在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的论战中阐明了这个重要原则：无产阶级要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这是取得革命胜利和胜利后进行统治的基本条件。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原理。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我们党内农民出身的成员居多数等状况，最早提出了要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这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个重大命题。江泽民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党要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根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之，在总结80多年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能否取得成就，关键在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其次，还要联系“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因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市场汇率计算，2003—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13.8个百分点，2007年要达到18个百分点，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在成绩面前，在别人的喝彩声和赞扬声中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也就是说一定要看到这3个“没有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现阶段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没有变。正因为如此，在今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兴国之要，但是必须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舍此，不但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甚至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这也是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要求。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从而使发展陷入困境，有的国家走了弯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产生发展困境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观，在这新发展观影响下，当今世界已形成了新的发展潮流，也就是不但重视经济发展，而且也重视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还重视人与自然界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今后又好又快发展，也必须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决不走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必须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新路。
当然，我们应当如实地指出，需要联系这“两大基本问题”来深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把“三大基本问题”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刚刚破题，还未在全党形成共识，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做好这篇大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一世纪性重大课题的研究还没有终结。
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有一个深刻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23页）我们可以这么说，站在今天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比较成熟阶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世纪性重大课题产生于20世纪初，而几乎在整个20世纪不断被提出和不断加以回答，今天我们也还处在不断认识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此外，认识规律必须经历从一般规律到特殊规律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要这样研究中国战争问题：先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而后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然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言，也存在着3个层面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我们对于这三个层面规律的认识，虽然说现在已知之较多，知之较深，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把握了，更不能说已经穷尽真理。
（本文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杂志提供，略有删减。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严书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