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4月28日报道：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去农村做了农民的“佃户”，以200斤稻谷/亩的价格租赁了农民2.8亩稻田种水稻。“种两季稻，一亩地收2000斤应该不成问题。”他否认了外界的种种传言，再三强调是一种纯粹的休闲、回归自然。 对于这个报道有许多评论，有的说市委书记做秀，有的大加赞扬云云。前几天忙于一些其它的事情，没有仔细看这个报道，昨天翻出来仔细一看，却产生另一种感受。一亩地的地租一年仅仅只有200斤稻谷，按照这个报道中所说的稻谷价格，200斤稻谷的市值也就是160元。中国耕地如此紧张，世界降价如此吃紧，地租却如此之低，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60元能干些什么事情呢？这位市委书记一天工资远远不止160元了，农民种这一亩地，一年收入2000斤稻谷，价值1600元，成本有多少？我听说北大荒的地租每亩200元，一年只能种一季，收获也就是500公斤稻谷。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二战之前，非律宾农民的地租都在单位面积收获量的50%以上，多的高达80%；印度独立前，地主的地租通常都占收获量的50%，更苛刻的达到70%，独立后，随着50年代末废除柴明达尔制，许多邦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单位面积产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改造传统农业的国际经验》）；韩国，1945年以前，地租接近佃农收获量的一半甚至更高。1945年10月，韩国政府颁布《地租三一制法令》，开始减租减息。该法令明确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单位面积收获量的三分之一，使农民所得有所增加，为其日后农民购买土地，实现土地私有化创造了条件；台湾，1949年1月实行三七五减租，使地租占亩产量的比重从40%—60%减至37.5%，在1949--1952年间，因减租减息，农民收入增长了81%（《东亚经济的堀起》杜方利）。 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到今天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大环境中讨论一下，一定有新“佃户”剥削“地主”之嫌。 这篇报道也有一本经济帐：“浏阳市农村的季节性抛荒已持续数年，只种一季稻，成了当地村民的普遍做法。汤国峰算了一笔账，他家4口人有2.3亩地,种一季稻够吃一年半，‘我去年记了账，自己插秧请人打农药，加肥料钱，成本600多元，打了1700斤谷子，100斤卖80块钱。即便把谷子都卖掉也就1400元左右，扣去成本才赚800元，而家里还要吃1000斤。如果只种粮食，就没有穿衣钱，没有人均开支了，现在种稻主要为了自己吃。’” 2006年国土资源部曾经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2004年的1.41亩进一步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说明中国的耕地非常紧张，耕地与人口的矛盾非常大，农民生产粮食的成本非常高，但是粮食价格又非常低，因此造成湖南这里的农民季节性的撂荒，为什么呢？生产粮食不划算，作为农民自己又要吃粮食，于是就生产一季水稻。 有数据显示，大豆并不是2007年涨价幅度最大的农作物。去年小麦价格上涨112%，玉米价格也上涨了47%，都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价位。而国内粮食价格除大豆的价格上涨较多之外，并引发食物油上涨，大米和面粉的价格上涨的幅度都远远小于国际上的这种变化。今年国务院增加了给农户的直补力度，都是促进粮食生产的一些比较直接而且有效的措施。 不过我们从岳阳农民算的这笔账来看，这个地区农民季节性撂荒说明农民种粮的成本太高，并不划算，这样市委书记下乡租地，这个租金也就特别低。 市委书记是不是也算过这个账我就不知道了，如果通过下乡租地种田能清楚的体会到中国耕地和人口的矛盾，能体会到农民撂荒的原因，就能从更深的层面认识中国粮食安全的紧迫性，也能提出促进粮食生产的一些积极性的建议。书记下乡种田如果地不到这样的收获，那么也算白下乡了。 不久之前《县域经济论坛》对粮食直补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直补应当根据农户出售商品粮的多少进行，而我就是另一个观点，我从去年起就坚持按照粮食产量的多少进行补贴，越是高产补贴越多。向岳阳这种地方已经不是粮食主产区，人均耕地比较少，但是产粮比较高。这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还是要受到鼓励的，要增加直补力度，鼓励农民生产粮食，只要这种政策落实了，农民季节性的撂荒才有可能避免。 笔者还认为现在的粮食价格还是属于偏低，适度放开一些也能刺激粮食生产，这个放开需要比较谨慎，因为粮食价格上扬的结果还会引发其他物价的上涨，也会对国内低收入家庭带来生活的困难，但是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仅仅靠直补来调动积极性也是有一定局限的。国家现在已经停止粮食出口，粮食价格与国际上的差距又如此的大，已经和世界粮食市场接轨的中国粮农显然是吃大亏了，也是不利于粮食生产。这是一个大课题，如何处理好适度放开，提高粮价，稳定市场，增加直补，这一套“组合拳”是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最有效的办法。 易佳良做“佃户”能否想到这么多？特别是不是能为“地主”们想一下才对，仅仅是一种休闲，回归自然的话，这种境界也就太低了。 2008年5月1日星期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