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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部] 农村改革30年特稿:农村改革人物榜(原创连载)

本主题由 啊-呸-服! 于 2008-7-14 11:06 提升
赵紫阳的资料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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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凤莲


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大寨的地形是由一道道深浅宽窄不同的山沟和沟与沟之间的一道道高低长短不一的坡梁组成,大寨人种的地呢,不是挂在那些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上。号称700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沟八染一面坡”。黄土高原,荒山野岭,十年九旱。平常,人畜吃水困难,到了雨季,山洪暴发,沟壑惊呼,立时成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大寨人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治山治水,搬山填沟造平原,把往日零碎贫瘠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的“海棉田”,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粮食亩产由以前的不足百公斤,提高到了500斤。这对那个时代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霎时间,大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业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国家领导人,乃至一些来华访问外国首脑、政要,也抑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恰恰在大寨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寨是当时中国农业高高飘扬的一面红旗。

这面旗子飘扬了近二十年后就失色了,因为集体经济已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

从中国农业现代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寨以种植粮食为主的经济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内涵,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风貌,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铸就的模式,而大寨则是这种农业模式的精装缩影,是当时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思想实践。

郭凤莲是传奇式人物。1946年生于昔阳县离大寨不远的武家坪村,三岁失去了母亲,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毕业后在大寨务农。1963年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劳动。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郭凤莲,任铁姑娘队队长;她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斗,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接见和赞扬。也正是如此,郭凤莲头的的光环越来越耀眼。从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间,她虽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数职,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委员,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此期间,她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美国、墨西哥、罗马尼亚等国家。这在那个时代,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能代表中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出访,的确是让咱们这些“修理地球的人”敬佩的五体投地。

正当郭凤莲在大寨大展宏图的时候,历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80年4月,郭凤莲被免去大寨党支部书记职务,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后又在昔阳县公路段任职。1991年被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挂职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兼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1994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

如今的大寨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昔阳县城出发,向南行驶五、六分钟的工夫,“大寨”两个大字就闯入了眼帘。不过,您先别进寨门,驱车向右拐。这是通往虎头山的路。从山脚到山顶,是清一色的柏油路。这是郭凤莲回大寨后修的。这是大寨森林公园。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虎头山还荒山秃岭。经过大寨人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这里已成为大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登临大寨森林公园,就进入了绿色的国度。郁郁葱葱,如流如泻,山连山,岭连岭,绵延数公里。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墓园、周总理纪念亭、叶帅吟诗处、郭老诗魂碑,以及亭台廊榭、水池曹渡,掩映在万绿丛中。

整个大寨,依然喧闹,无论在森林公园,还是在山脚下的大寨村,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十个一伙,二十帮儿随处可见,不过他们不再是来此取经学习的参观团,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据传,大寨原为一个较大的山寨。在虎头山东北角约三公里处,有一座关隘――虹桥关,古代时有军队在此把守,并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寨由此而得名。

走进大寨村,一排排青石窑洞依山而建,窑洞上面瓦房相接,窑房相间,似楼非楼,造型别致,风格独特。这些大寨式的居民楼是六七年代建造的。1998年,村里统一规划,在村东侧建起了一个二层楼的居民小区。全村180多户,500多人就生活在这里。

大寨的村子非常卫生,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根本就见不到垃圾。每天早上有专人打扫街道,这是其他农村无法比的。

大寨人的生活水准在当地农村是很领先的。有些平房或窑洞虽然旧了一些,但村民家里都自己进行了装修,窑洞用水泥重新做过墙面、地面。家家都有电话、有线电视、自来水、卫生间。过去,这里水资源奇缺,头两年,家家虽然卫生间里有浴盆、抽水马桶,但由于缺水,大家都不舍得用。现在好了,96年村里打了一眼600多米的深水井,用水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大寨人的生活很好。主食有米饭和面条,他们种玉米,但早就不吃玉米了。大寨人吃饭很有特点,他们不是围着桌子吃,而是把菜放在饭上,端着碗到处走着吃。旅游的人多的时候,大寨人就不出院门了,在家吃,但总是不用饭桌,。

大寨村有一个康乐场,这也是近两年刚建的,每到早晨和晚上,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到这里康乐一番。一来松松筋骨,二来,老人们为了大寨出了不少力,生活上也该上上档次了。这设施的档次与城里的玩艺儿不分上下。

大寨的道路修得很好,村里村外都铺上柏油路,山路则是这样的石头阶梯,可以脚不沾泥地浏览整个虎头山,还可以到地头。

这几年,随着大寨旅游业的发展,这里的不少农民办起了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农家特色的小饭店、窑洞小旅店,具有大寨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小摊点比比皆是。今年七十四岁的老英雄宋立英退休后,也在家里门口开了一个旅游纪念品商店。她在卖给旅客有关反映大寨的书籍时,还不忘了在书的菲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子。这也是名人效益吧。

这个只有200多人的大寨村,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二十万人,去年门票收入就达到600多万元,是继农业、加工业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

咱再来看看大寨的工业发展情况:郭凤莲回大寨后,就带领全村人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在大寨羊毛衫厂投产的9个月后,大寨中策水泥厂宣布成立,紧接着大寨工贸园区、大寨酒业有限公司、制衣公司等企业也相继揭牌。到目前,大寨有各类企业11多家,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核桃露、羊毛衫、服装、水泥等,都统统打上了“大寨”牌商标。生态农业、煤炭、建材、针织制衣、酿造贸易、旅游已成为这里的八大支柱产业,2002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000 万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30多倍;200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4000 元,是十年前的21倍。

如今全村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也就是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集体发放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五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和六十岁以上的男人都能领到养老金。大寨新了,大寨变了。过去的大寨已经渐渐地在人们的视线内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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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农村改革,大寨是绕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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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财经》:您是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倡行者。我们想请您回忆一下,邓小平在这场关键性改革中,发挥了哪些指导作用。

  杜润生: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是个禁区,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当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应该说是肯定“包产到户”。

  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变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在这一变革中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以他坚决的支持,为这个变革铺平了道路。

  1980年初,国家准备要搞长期规划,这一事情交由姚依林负责。长期规划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粮食供应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贫困地区,大约有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几乎是完全由外地来调进粮食。那就有个运输问题,但有的地方甚至连车都进不去,粮食要靠人背。粮食就这样在路上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在会议上我们提建议,与其给他们粮食,不如叫他们搞“包产到户”,就是现在的家庭承包制,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姚依林拿着这个建议,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可以试一试!试的结果如果没有效用,还可以改嘛!”

  《财经》:听说“黑猫白猫”的论述,就是他在农村改革中提出来的?

  杜润生:那是更早的事情了。最初说的是黑猫黄猫,不是白猫。(笑)早在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地区的汇报。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不让地区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在那次汇报上,支持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基本上是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民间谚语:“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在总结各地农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其实,在后来我们向邓小平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浙江、安徽与四川等地“包产到户”,已经受到农民欢迎。邓小平也已经得到来自实地的信息,也可以说,正是农民的大胆实践,为邓小平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和开展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认识基础。

  《财经》:“包产到户”,实际上与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体制,是有矛盾的。小平同志是怎么下决心的?

  杜润生:人民公社制度,实质上是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扩大版本,它难以解决人民温饱,反而形成短缺经济。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曾使人民付出生命代价。农民“包产到户”,四起四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种种无情打击。小平同志为了纠转局势,不怕承担风险,这正是伟人风范。

  《财经》:为什么在中国搞“包产到户”这么难呢?

  杜润生:主要是涉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机和条件问题,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类大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在中国“左”倾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经过去,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是指明“不要包产到户”。

  可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历史性地摆在了所有中国人民面前,更是摆在了主持工作未久的邓小平面前。面对各方的疑惑与分歧,邓小平的态度鲜明而坚决,积极支持这项改革。他在一次次的批示当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在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当中也明确提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样一段态度鲜明的讲话,在当时对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统一认识,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结果,在贫困区,一搞这“包产到户”,贫困人口就大量减少,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而且,这“包产到户”,不仅是贫困区的农民欢迎,一般区的老百姓也觉得比过去的人民公社好,于是乎就在全国展开了。

  根据形势变化,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发布政策性文件,我们受委托起草第一个以农村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草稿在送到政治局去讨论前,我们先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邓小平当时就批上“完全同意”,陈云同志也表示“积极支持”。

  邓小平同志后来曾说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发展,从长期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这当然是很长的过程。”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财经》:看来当时邓小平的支持对推进这场改革很关键了

  杜润生:是呀。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像,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力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并和农民长期顶牛。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的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非常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他的这种关心,似乎与单一的“以粮为纲”的农业观念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同时重视发展多种经营。

  《财经》:请您谈谈多种经营的问题。

  杜润生:1986年在听取汇报的时候谈到过:“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后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

  但他同时也说到:“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还要靠多种经营”,“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

  这个思想把多种经营与农业翻番联系起来,与农村分工分业联系起来,与发展商品经济联系起来,对于开拓农业发展空间,扩大农村经济容量,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财经》:中国农村改革的欣欣向荣,还有一个群体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乡镇企业。在发展乡镇企业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当时是什么态度?

  杜润生:邓小平坚决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多次赞扬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萌芽、60年代的徘徊、70年代的复苏,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就总体而言,在1978年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基本上是曲折中增长的。

  但乡镇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失衡的城乡关系,尽管还不足以打破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邓小平说:“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就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乡镇企业已吸纳了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人多地少,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隐蔽性失业,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要靠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

  《财经》: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邓小平的农村改革的理论思想,在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的影响?

  杜润生: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几乎始终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论构想来逐渐展开的。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中,关于发展的三步目标,关于“一国两制”,关于引进市场经济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设置特区开放政策,都直接间接有助于解决农村农业现代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生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匮乏,改革深度不够,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继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加以指导,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而20多年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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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陈锡文

青年鞠耕黑龙江,
求学人大见识长。
风云际会农研室,
巧解三农美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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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杜老一

早年抗战太行山,
也曾转战淮海间。
襄助子恢农工部,
屡经磨难志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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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邓小平谁都 白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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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冒杀头搞包干 小岗勇为天下先!
  很多思想家将农民与懒惰、愚蠢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更是认为农民眼光狭隘、自私自利、愚蠢守旧、封闭保守。事实果真如此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而小岗村的村民恰恰以行动证明了中国农民并不是愚蠢落后的代名词,他们是一个极其聪明、极其具有创造力的群体。
  30年前以严宏昌、严俊昌为首的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签下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合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由此起步。“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就这样以极其朴素的语言文字避开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阻力。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推广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在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巧妙确立了农民经营耕地的权利。经济学家周其仁甚至将其称为“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
  时过30年,小岗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似乎并不能够令人满意,但这并不能掩盖小岗村民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改革的巨大贡献。如果不是他们甘冒生命危险的探索行为,我们也许不得不在农村改革的道路上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的探索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找到了中华民族通向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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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吴仁宝
时代先锋:“天下第一村”致富带头人吴仁宝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1月13日 08:07:35  来源:工人日报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在一个只占国土面积千万分之一的农村,创造了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五百分之一的销售收入。这里的村民,住别墅,坐小车,吃饭不花钱……小小一个村落,吸引了50000人生活、工作,这就是有“天下第一村”之誉的江苏无锡华西村。  
在这方神奇的 土地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当过县委书记、40多年的村党组织书记,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这棵不老的青松始终扎根在华西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方理想的乐土。
他叫吴仁宝,一个在华西村生活了78年的老农民,一个真正的大地之子。
     “天下第一村”的致富带头人
    华西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当年,全村667人,只有800多亩地,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混垛墙、茅草房,泥路弯弯曲曲,田块七高八低……“高的像斗笠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
贫苦出身的吴仁宝,对干部描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向往不已。他不止一次地对穷兄弟们说:“城里人的好日子,我们乡下人也要过;城里人有的,我们乡下人也要有!”
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吴仁宝担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不高的吴仁宝的理解是,人民幸福才叫社会主义!
    可是,怎样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地少人多,光靠种田肯定不行。吴仁宝和大伙算了笔账,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业,农民再出力流汗,也只能混个温饱。“无工不富”!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吴仁宝悄悄办了一个地下小工厂。
为了保密,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这个小五金厂隐姓埋名10年,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华西村由此完成了第一次资本原始积累。
尝到甜头的吴仁宝明白,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又一个发生在吴仁宝身上的传奇故事: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
    1992年3月1日凌晨,钟声已经响了两下。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消息刚发布,一夜无眠的吴仁宝突然从床上起来,抓起电话说:“总机吗?请你通知村、厂领导,三点钟开会!”
原来,凭着多年经验,吴仁宝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即将到来,抓住机遇就能赢得发展先机。
    “借钱!进原材料!”会后半个月,华西人借到2000多万元、吸收个人资金400多万元,购进一大批原材料。有人事后算了一笔账,这个会议,让华西村赚了一个亿!
富裕的华西村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参观旅游者,吴仁宝又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将农民要翻新的住宅改成“农家宾馆”,盖起了全国最高的金塔,塔内集购物、餐饮、住宿、娱乐、商务为一体,还可登上塔顶,鸟瞰华西全貌,远眺田野农庄。从此,华西村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以旅游为主体的农村第三产业诞生了。
1999年,“中国农村第一股”华西村股票在深圳上市,筹资2.9亿元,成为华西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0多年过去了,华西村已拥有钢铁、纺织、旅游等多个优势产业群,去年销售达300亿元,村级集体资产达30多亿元,人均资产130多万元,真正成了“天下第一村”。
     坚持真理的农民思想家
吴仁宝是个农民,他有着农民的独特智慧,更有着农民的执着,认准了的理,想好了的事,“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几十年不懈探索的心得。
    他当过乡官,后来又精简到村里;当了村书记,作出成绩又被人误会是假典型;当过县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又曾落选……起起落落的经历,磨练了他的坚强。他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要问华西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吴仁宝的回答肯定是:“实事求是”!
    1979年,正是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从华西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一做法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四面八方的议论和非难。
华西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吴仁宝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讨论。获得群众支持的吴仁宝,心里有了底。他说,“人家那里土地多,分田是为了调动大家种田的积极性。我们这里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实,分田反而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也同样是实事求是。”
前些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乡镇企业改制也进入新阶段。吴仁宝认为,改制本身不是目的,是通过改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改出大家积极性,改出企业的高效益。他在民主会议上说,“抓大放小”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企业面广量大的是中小型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以它灵活的机制,撑起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
 吴仁宝提出了切合华西实际的改制方案,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抓大放大”。对那些关系到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抓住不放继续花力气深化改革,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转给个人经营。在这同时,对那些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不管什么方式,“让华西发展起来,让华西农民富起来”是吴仁宝始终坚持的原则和目的。当年学大寨、发展农业是这个目的,冒风险办小五金厂是这个目的,企业改制不跟风也是这个目的。
在吴仁宝的坚持不懈探索下,一批华西特色的做法涌现出来:“少分配、多积累”的分配制度,举贤不避亲的干部制度和用人政策,致富更要抓教育的精神文明建设……
   大爱无私的老共产党员
   华西村398号,一间陈旧的住宅,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的。如今住这种房子的华西村村民已经不多了,可吴仁宝仍然住在这里。
    地板破裂,墙壁开花,几乎看不到什么家具、家电。惟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满的照片,那是他几十年来与到华西视察的领导的合影。
    思想上始终与时俱进,生活上却大大落伍。“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不过吃三顿饭;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不过占一张床。”这是吴仁宝用来告诫自己的话。
一碗烂糊面,一点豆腐、青菜,他就吃得很香了。吴仁宝从不陪吃,那天看望客人时,举起的右手,让人们无意间看到了毛衣袖子上的破洞。
当村民中出现许多千万富翁时,吴仁宝家还只是几十万元存款。原来,这些年,他把上级批准应得的5000多万元奖金,全部留给了集体。“有富民享,有难官当。”他说,“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
将爱心洒在中华大地,洒在华西,有着52年党龄的吴仁宝,从中得到了崇高的力量和永远的青春。 (记者王伟)
     一位老党员的赤子情怀
     本报评论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诞生了华西村、南街村等一批“明星村庄”。他们是如此耀眼,以致观者云集、赞美如潮。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吴仁宝正是这样一个“非常之人”。他凭借独特的人格魅力、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走出了一条世人瞩目的“华西之路”,使华西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发展成工农商并举、年营业收入300亿元的“天下第一村”。
   他是党的好干部。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厂长负责制、经理监管制、工代议事制……一系列机制创新使华西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他勇挑重担、富有激情、思想敏锐,始终自觉地走在发展进步的前列,创造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
    他是群众的贴心人,心系群众、致富百姓的为民情怀从未改变。“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这个“村官”始终把服务群众、致富百姓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毕生的追求,尽心尽力为群众谋利益。
    更令人感动的是,吴仁宝历40年而弥坚的精神动力。作为一名“老先进”,他从未停止过自我加压,他的内心一直深藏着高尚信仰。在担任华西村党组织书记的40多年里,他认定“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信守“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从未忘记,要做群众发展致富的带头人。这是一位老党员的赤子本色,这也是一个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人生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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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  袁隆平
  袁隆平 (1930.9.7 -) 籍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生于北京。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等。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1980-1981年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71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这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祖居江西省德安县城南郊,世代务农,其父袁兴烈读书求学,任过小学校长,后又谋生在外,并投身抗日战争。隆平的母亲高小毕业,任过教师,常以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的思想教育孩子。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9•18”事变,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1953年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同胞一样过着逃难生活,曾易地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几十个地方。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上的高小和初中。他学习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兴趣爱好广泛,学会多种姿势游泳,可以横渡长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父亲迁回汉口上高中,曾获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冠军。1948年,隆平又随父迁到南京,并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完了高中全部课程。
  高中毕业以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为隆平全家议论的焦点。他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对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慈善的母亲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经过家庭民主协商,最后让孩子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听、写、阅读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
  进校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生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深感以前学得不深,既已任教,就边教边学,边学边教,教学相长。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到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仍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在漫长的19年教学生涯中,袁隆平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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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2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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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艰辛研究路】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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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稗】

      1970年秋季,袁隆平带领他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11月23日上午,该场技术员冯克珊与李必湖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地段,找到了一片约0.3亩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之际,因为李必湖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很深的感性知识,他像当年导师袁隆平寻找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奇迹终于出现了!就在他们找到野生稻之后20分钟左右,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他们惊喜交加走近野生稻雄花异常稻株,进一步观察发现这3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稻蔸上,由此初步推断为由一粒种子生长起来的不同分蘖。除这3个稻穗以外,还有大量的匍匐于水面生长的后生分蘖。

       为了弄清这蔸野生稻不育株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利用价值,他们将它连根拔起,搬回试验基地进行研究,并命名“野败”。1971年元月,又采用无性繁殖分蘖的办法,供试验用。“野败”的发现,为水稻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三系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打开了突破口。
袁隆平1971年2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为加强和协调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又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由袁隆平任中心主任至今。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下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两大心愿】
       袁隆平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这是袁隆平的心声,一种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他还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已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还是春寒料峭,这里已经袁隆平把记者送至路口,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
       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厅迹。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中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转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90年代以来专门立项支持在世界一些产稻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这些年他每年都出国指导,还派出了许多专家担任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38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各科技人员。
        1998年,越南和印度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和20万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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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一览】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

  
2、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29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了有世界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据悉,袁隆平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惟一当选者。
        美国科学院有着14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顶级的科学院。每年美国科学院在世界各国评选出在世界某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为科学院外籍院士。本年度全世界有18位顶级科学家被评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隆平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纳米技术专家白春礼先生共同当选。
        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新当选院士就职典礼上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3、其他国际荣誉

        (1)1985.10,创造与发明奖章(杰出发明家)金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下同)
        (2)1987.11,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1988.3,农学与营养奖,英国Rank基金会
        (4)1993.4,拯救世界饥饿(研究)荣誉奖,美国Feinstein基金会
        (5)1993年获美国菲因斯特基金“拯救饥饿奖”
        (6) 1994,何梁何利基金奖
        (7)1996.5,日经亚洲奖,日本经济新闻社
        (8)1997.8,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称号,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讨论会,墨西哥
        (9) 1998.11,越光国际水稻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事务局
        (10)2001.8,拉蒙•麦格赛赛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基金会
        (11)2004.5,沃尔夫奖,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
        (12) 2002年获越南政府“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荣誉徽章        
        (13)2004.10,世界粮食奖,世界粮食奖基金会
          (14)   2008.03.30 中国著名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获颁“2007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袁隆平精神和品质】

1.创新,是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
2.时刻关心人民,他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
3.不重名利,如果他申请专利的话,或许他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可是他却把专利无私的贡献给国家;
4.对艺术的追求,他擅长小提琴,平时喜欢广博群书;
5.简朴,即使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生活依旧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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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袁隆平(开场白):我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袁隆平爱自由散漫,的确,我喜欢自由自在。与记者见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后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奖很多,国际性的奖也不少。1997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个荣誉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人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增添了一点光彩。

  这么多年您获得了这么多的国际性大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奖?很多网民尊称您为人民科学家,您喜欢吗?

  袁隆平:我的确得了很多国际性奖,很难说喜欢哪个,我认为这些奖都差不多,都是国际上的荣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科学家谈不上。

  20年前农民日报报道就称呼您为“杂交水稻之父”,您怎样看这个称呼?

  袁隆平:这个“之父”呢,也可以说是创始者,杂交水稻的创始者。最开始是国际水稻所的所长给我取的称呼,叫“杂交水稻之父”。后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了,慢慢就这么尊称我,开国际会议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杂交水稻之父”,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

  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一些报道也称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您怎么理解农民?

  袁隆平:农民是非常朴素、勤劳的,农民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我还学不到,很惭愧。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他们很朴实,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里,他再穷也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请你吃。所以说,农民科学家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您是研究粮食的,有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袁隆平:你们年纪轻可能不知道,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每个人吃饭都定了量,总是吃不饱,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我那时候在农村实习,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您怎么看现在学术界存在的腐败现象?另外,现在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您研究水稻对中国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袁隆平:关于学术腐败,少数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剽窃人家的成果,搞虚假的东西等等。但总体上来看,学术界还是好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有,包括个别院士也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少数。

  关于粮食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全国13亿人口,国家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但我认为目前不能够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要适当地有点储备,不能因为粮食多了就不重视它的生产。要适当提高粮价,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所以政府出台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是件好事,对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好处。但现在最低保护价是72元一担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100元,这样农民就有较多的利润,种粮积极性就更高了。而这对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极小的支出,完全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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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做过很多科学实验,也经历过许多失败,您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袁隆平:当时是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我当时迷信苏联,就按米丘林学说搞无性杂交,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后来才醒悟过来,便偷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

  您怎么看待科研中的成功与失败?

  袁隆平:搞科研课题的方向对不对,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对,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对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通过努力,最后还是会成功的。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类,都有杂种优势,有没有优势决定到两个亲本遗传的差异度。天然杂交稻优势很明显,我们对此坚定不移。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就不要搞研究。

  我知道您这些年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您自己过着这么朴素的生活,却把很多钱捐出来培养年轻人,您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袁隆平:年轻人搞课题研究没有经费,我就适当地资助他们一点,奖励在农业方面有贡献的年轻人。过去有些课题经费,很多年轻人申请不到,没有钱你怎么搞研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就资助他们3万元、2万元,多的一年资助5万元。还有培养博士生,原来每年给我1个指标、一些经费,我们设立了基金会,我就可以多带几个博士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们基金会可以解决。

  您曾说过您上学的时候很淘气,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差学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就喜欢游泳。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我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后来干脆就逃学,不上学。我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我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他不解释反而要我呆记,我从此不感兴趣。结果数学就没有学好。我同桌的一个同学(后来也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进步特等奖)数学成绩很好,但他不会游泳。我们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习题。他倒是学会了游泳,后来在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对数学还是一头困惑,还是不懂。

  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现在的青年人渴望成功,也不免追逐名利,心高气躁,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袁隆平:我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把名利看淡泊点,把工作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讲一点名和利,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以把名利放淡泊一点。

  大家对您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勇气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您的权威提出质疑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的看法或态度?

  袁隆平:我认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在学术界是经常的,大家来探讨。比如常规育种和杂交水稻的观点就不同,水涨船高,常规育种是800斤,我就可以到1000斤,常规育种1000斤,我就可以到1200斤。有些搞常规育种的人就不相信,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育种专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种,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常规育种会超过杂交水稻。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试验,最后在对比结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认输,最后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

  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经结婚43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里面吗?

  袁隆平:她是我的“贤内助”。我在外面做实验她并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错话”,被揪出来批斗,她正在休产假,看到了关于我的很多大字报,我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会要上台一起挨批斗。她说没关系,顶多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贤内助”。

  您一直崇尚自由氛围,但是当时那种比较僵硬的科研体制与您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您的自由散漫是不是您获得这么大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隆平:学术上的自由思想当然是很重要的,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要读书但是不迷信书,思想要解放一点,自由自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之间你斗我、我斗你,我们就到广东、海南等外地单位工作,不参与当地派系之间的争斗。这反而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空间,我带着我两个助手,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搞研究。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农业科技成了比较偏冷的专业,您对此怎么看?

  袁隆平:农业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为农业非常落后,农民非常穷,所以不愿意学农。真正的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传统农业比较落后,比较穷、比较苦。我们农科院准备搞个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可以请他们来看,改变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要逐步引导年轻人,改变学农没有出息的错误观念。

  您的工作类似苦行僧,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深的情结?

  袁隆平: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盲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您能不能讲一个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候的故事?

  袁隆平:我讲个最有趣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组到学校来搞运动。当时他们有一个指标,要揪5%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5、6个出来了,我是第7个,牛棚里的床铺都要准备贴上“袁隆平”三个字了。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我,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心想,糟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他要我选一块试验田。后来我问工作组长为什么不批斗我,他说本来是要批斗的,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但是后来,上面来了一个文,要求重视和支持我的杂交水稻研究,他就去请示,问我到底是批斗对象还是保护对象,说当然是保护对象,于是就取消了对我的批斗。

  杂交水稻技术在把农民变成农民工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袁隆平: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越高,农民就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在进步。如果一个国家农民占了70%-80%,说明生产力很低下,国家很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进步,农民大多数都出去打工去了,这是好事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占到40%-50%就已经很不错了。

  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有什么国际意义?

  袁隆平:杂交稻推广,对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国际上一些总统级的人物也到我们研究中心来访问,如利比里亚总统、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等,总理级的、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中央领导同志也说,杂交水稻是一张外交王牌,对我们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有益。

  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是化肥等农资产品相应提高价格,抵消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您认为这应该怎么办?

  袁隆平:政府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等,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还是要提高粮价。物价部门要发挥作用,控制其他相应产品的涨价。现在国家财力增强了,完全可以拿一笔钱出来,提高粮食保护价,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目前湖南省正在推广“种三产四”,5年后会达到什么效果,在提高产量和推广面积的同时,如何提高米质,让中国的大米真正走向世界市场?

  袁隆平:原来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品质放在后面。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坚持产量和品质并重,但是有个原则,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追求优质,必须在高产的前提下,去追求优质,虽然难度很大,但做得到。我们的超级稻在1万亩片、10万亩片的产量是每亩600公斤到700公斤之间,浙江金华1万多亩,平均也是650多公斤1亩,“种三产四”是做得到的。

  超级杂交稻第一期、第二期的目标接连实现,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目前第三期亩产900公斤的目标实施情况怎么样?

  袁隆平:第一期的超级杂交稻亩产700公斤是跟江苏农科院合作的,第二期的超级杂交稻是我们杂交中心的几位育种专家研究的,在我提出的技术路线指导下完成的,现在第三期的超级杂交稻有一点进展,但难度还是很大的。800公斤亩产日本搞了二十几年都没成功,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他们,实现第三期目标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在农业第一线工作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希望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

  袁隆平:辛苦是辛苦,但不一定寂寞。搞农业科研并不寂寞。建议要增加农业科研经费,农业本来是弱势产业,希望政府多支持一点。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不乏忧国忧民者,您最喜欢哪一位?

  袁隆平:最喜欢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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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精神】


       袁隆平院士作为科学家,不仅贡献巨大,更是一位精神可贵、品德高尚的人。他杰出的科技成就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了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他的人品、精神和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一是为国为民为事业不畏艰难,勇于付出的精神。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不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就不能成为科学家。”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应该把个人的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统一起来,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社会的改革实践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和永远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精神。袁隆平院士认为:成功的要决在于“知识、汗水、灵感、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他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于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我认为前辈已为我们这代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立人,学一生,爱一行,钻一行,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挫折不屈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弘扬时代精神,乐于服务,甘于奉献,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三是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自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起,他都是从大处着眼,从难处着手,从全局着想,所以课题一上马就能带动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合作攻关。20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三系配套得以很快实现。我想作为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更需具备这种精神。团结同志,倾听大家的呼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做到“雪中送炭”而非“雨后送伞”做一名合格的服务员,围绕全局决策,统一认识,理顺关系,全力以赴把事办成、办好、办到位。加强自身素质休养树后勤人形象。
       同时,袁隆平院士还具有非常好的人品、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谦逊豁达,不以权威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他热爱生活,健康乐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人类的宏大抱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我为我院出了个袁隆平院士而感到骄傲,更为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