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把评价标准和理由详细点，能够自圆其说，否则难以服众的

选择排名的标准如下：
第一，对于三农领域制度变迁的正面影响；
第二，对于中央涉农政策的积极影响；
第三，对于农民利益改善的积极影响；
第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公众影响力。
如果大家认为有什么标准需要加以考虑的话，大家一起讨论。

继续啊

　　伴随着《中国农民调查》在全国的火爆，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先生也逐渐为人所熟知。在此之前，何老在三农政策研究领域的水平和贡献已经为很多专家学者所熟悉。早在大包干时期，何老作为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助手，为农村大包干在安徽的成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何老针对农业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已经体现在农村税费改革相关政策上，何老也因此被誉为“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
　　早年何老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并在农村生活十几年，这一经历使得何老对于农业和农村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所提出的相关建议既从农民利益出发，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使得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成天呆在书斋做学问的学者。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何老即便在面对高层权威时也敢于据理力争，以自己的努力为农民的利益据理力争。这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而这也是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应该学习的。
　　如今何开荫先生作为三农问题著名大家，已经被聘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也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之下，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已经成为三农研究内新兴的学术重镇。我们祝愿何老为三农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NO.8 广西宜州合寨村村民

见证“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宜州合寨村
　　编辑： 张元    2005-04-02 17:33:33   稿源：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广西宜州市至少有两件事情值得人们津津乐道：其一它是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的家乡，所以唱山歌在当地便是家常便饭，不论什么主题，稍微一合计，张口便来，初听者往往不可思议，先是半信半疑，再细作了解之后，便赞叹不已，继而用“出口成曲”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到了宜州要听山歌，最好是边乘船游下枧河、边听三姐后人唱山歌，那才别有一番情趣。其二是它书写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河——中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先河，这里的屏南乡合寨村是“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诞生地。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安徽农村的讲话中对村民自治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今年三月间，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踏着和煦的春风，记者先后两次来到合寨村，用话筒和相机见证了中国农民以自己的伟大创造，揭开了“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历史序幕。
　　合寨村位于宜州市屏南乡西南部,与柳江县土博镇、忻城县欧洞乡相邻，是三县（市）的交界处。全村有12个自然屯，1050户，人口4298人，其中壮族占95.3%。全村耕地面积3578亩(其中水田1664亩,旱地1914亩),人均耕地面积0.83亩；森林面积3860亩,经济作物880亩,主要作物有水稻、玉米、甘蔗、桑园等。
　　1980年1月8日，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蒙成顺、蒙正昌、蒙正奉、蒙光捷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图123—中广网记者采访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
　　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村委会由户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后，与村民一道制定了村规民约、封山公约，实现了村务的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我教育等。
　　当年制订的村规民约主要内容：
　　1、必须提高思想觉悟，认真体会安定团结的重要意义。
　　2、严禁赌博，不准在私宅、村里开设赌场，违者罚款10元。
　　3、为了保苗夺丰收，严禁放猪，违者罚款5角，并给赔偿损失处理。
　　4、维护正常的娱乐活动，不准在村内、村附近对唱野山歌，违者罚款每人10元。
　　5、不准在路边、田边、井边挖鸭虫，受损失的罚工修补。
　　6、不准盗窃，违者按件加倍赔偿并罚款5元，情节严重者，呈报上级处理。
　　7、遗失东西，拿回交给村委，归还原主。
　　8、不准在泉边、河边大便，不准在上游洗衣、洗头梳发，晾晒蚊帐、床单等污染东西。
　　9、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自觉做到码头经常冲洗，保护清洁。
　　封山公约的主要内容：
　　一、毁林开荒，违者每平方尺罚款5角。
　　二、不准在封山内砍柴、挖树根、割草皮、打石头，违者每百斤罚款10元。
　　三、村里的风景树不准折枝乱砍，违者罚款15元。
　　四、不准盗窃林木，违者每百斤罚款15元。
　　五、实行护林有功者奖、毁林者罚的办法，对维护林木有功者奖5%资金。
　　六、不准在育林区放牛羊群，每头罚款1元，外村罚2元。
　　1987年以来，合寨村通过实行村民自治，解决了用电、自来水、修建校舍、硬化道路、水渠、安装闭路电视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2000年9月至2002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村先后投资18万元重建了336.54平方米村委办公楼房，绿化、硬化了庭院，改善了村委会办公条件。全村有95%以上的农户安装了闭路电视，65.8%的农户住进了钢混结构的楼房,冰箱、摩托车、汽车等生活用品逐渐进入家庭。每逢节日，村委会都举办篮球赛、拔河赛、山歌赛和彩调演出等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村民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57.83元提高到2004年的2432元,仅劳务输出一项，每年经邮局汇回去的收入就有30多万元。富裕起来的合寨人还投资50多万元，兴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五保新村和村委会办公楼，修建水泥路5.8公里、桥梁23座，硬化水利渠道13条6500米，村容村貌变化巨大，多次荣获区、地、市“文明村”光荣称号，2003年荣获区、地“村民自治模范村”称号。
　　25年的风雨历程，合寨村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村民自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要求，不断续写村民自治的新编章。
  　到2005年，合寨村村委会自诞生之日到现在已产生了第七届村民委员会。

这个第一次听说

村民自治制度是建国以来农村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它通过赋权农民，实现了农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同样代表了我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制度同样也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时过20多年，我们也注意到现实中的村民自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农民对于公共事务有了一些制度性参与的渠道，让农民对于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具有了一定发言权，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步又必将为我国顺利进入市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鄙人将广西宜州合寨村村民列为农村改革人物榜的第8位。

第9位：陈林算不算？

NO.9   林毅夫

姓名：林毅夫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15日
职称：教授
职务：主任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个人简历：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
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2001-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1999-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1995-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客座副教授,1990-93。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199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兼职教授,1990-96。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01-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学术顾问，2001-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2001-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200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规划审议会常务理事会成员,2000-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2000；
中国科学技术部第二届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200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业部第三届软科学委员会委员，1999-
中国农经学会常委理事,副秘书长, 1992-
世界银行顾问,1987-90,1993-。
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顾问组成员,1995-。
国际农业科研组织技术顾问组成员,1996-。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农业政策网络领导小组成员,1993-。
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常设领导小组成员,1993-。
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和环境项目领导小组成员,1994-96。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委理事, 1994-。
东亚经济学会理事(国外), 1995-
国际经济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突尼斯)筹备组成员,1995。
国际经济学会东亚经济发展东京圆桌会议筹备组成员,1996。
东、新、澳17国中央银行培训班课程主任,1996。
香港研究拨款委员会专家,1995-。
农业经济(英文,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副主编,1995-。

以下海外英文学术杂志编委:

亚洲个案研究(新加坡)，
汉城经济学杂志(韩国)，
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
中国经济评论(美国)，
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澳大利亚),
香港企业管理杂志(香港)。

以下中文学术杂志编委:

经济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荣誉: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北京大学第七届科研著作奖一等奖，2000。
“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
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1999。
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所（绿色革命发源地）1998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1997年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各国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给奖)。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
《中国的奇迹》获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获1996年北京大学第五届科研著作一等奖。
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获1993年孙冶方奖（国内经济学最高奖）。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和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

主要作品：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3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6；韩文版，汉城白山书社，1996年；法文版，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98；越文版，胡志明市，西贡时报出版社，1998。
《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文简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字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英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日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印2000年。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传奇经历：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也许正是为了验证林火树的心愿，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投奔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１９７５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１９７８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２３００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

金门马山连长神秘“失踪”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６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的脚已触到了大陆的土地。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师从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１９８０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１９８２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他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２０００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继续深造。

与妻子儿女相聚异国
林毅夫的妻子名叫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陈云英也生于台湾。两人婚后，感情非常融洽。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６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陈云英的大儿子已经三岁了，她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丈夫已去世，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１９８３年，陈云英带着６岁的儿子和４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
在美国的４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没法互相照顾。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３１岁开始攻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接着又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博士学位。１９８７年林毅夫回国，同年的６月１８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就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在祖国陈云英的事业蓬勃发展。由于她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到国家教委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带头人”。

参与“十五”计划起草
１９８７年，林毅夫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３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１９９０年，林毅夫关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１９９２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１９９３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１９９３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第九届），其他的获奖更是不计其数。
１９９４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一职。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在北大召开，成为中国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林毅夫曾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基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他也是世界银行现任顾问。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１９９６年，林毅夫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林毅夫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林毅夫因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终生遗憾。
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８４岁。当时，林毅夫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引起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２０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成为报刊连篇累牍爆炒的话题。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投共”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给林毅夫奔丧之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林毅夫本想低调申请返回台湾奔丧，没想到竟引起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再次引起太多争议……我最希望能让我很低调地回去看我父亲一眼，在他火化之前再看他一眼……台湾毕竟是我魂系梦牵的地方。”
林火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宜兰县员山乡福园，２０多天都未入殓，家人想让林毅夫见父亲最后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一家人，希望台“政府”能以人道考量，尽速让他回台，以尽其孝思。
５月３０日，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精神考虑”，同意了林毅夫返台奔丧的申请，至于林毅夫案是否超过追诉期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其结果不代表“政府”对该项“叛逃行为”的评价有所改变。
然而，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和他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林毅夫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６月２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林毅夫的亲笔悼父文，搭乘班机飞抵台北中正机场，当晚歇脚于娘家。次日清晨，在林毅夫大哥林旺松的陪同下，陈云英前往宜兰县员山乡福园的林父灵堂祭拜。６月４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林毅夫的麻衣，在林火树灵前难抑悲痛，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这一代４０岁以上的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她是台湾人，也是福建泉州人，她爱台湾，也爱大陆。随后，她又到龙潭公墓上香祭拜婆婆。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儿林曦亲手布置灵堂，透过互联网现场连线直播方式参与父亲告别式。
林毅夫透过互联网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当他听到宜兰告别时法师说“宜兰下雨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时，踉跄地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痛哭失声。告别式结束后，他仍向父亲灵位跪叩不起，最后在女儿林曦和学生的搀扶下才缓缓离去。

很多东西和他的学术关系不大

　　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不提起林毅夫（另外一个不能不提起的是温铁军）。曾经被作为作为扩大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而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如今已经在中央决策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而言，也算是得到了官方难得的成就了。
　　林毅夫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但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却是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其经济学研究之路的。他对于大饥荒以及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给他带来了国际声望，也许正是因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成功经验为其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奠定了基础。在全球陷入粮食危机的今天，这对于林毅夫当然是严峻考验，但何尝又不是机会呢？

不过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非农化色彩倒是很浓的！：）

No.10 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闰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此书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澳大利亚昆上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任两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山东矿业学院兼职教授，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为该所法人代表及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1993年以后连续三届被选入美国 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同人的道德前景》等书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作为学者的茅于轼先生，为人谦和彬彬有礼，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为许多专家学者所敬仰。他无论对于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笔者看来，茅老也堪称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标志性人物。
　　笔者在很多年前曾有幸当面听茅老作报告，他说自己认为一辈子作的最有意义的三件事情分别是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龙水头扶贫基金会以及创办了富平保姆学校，而这三件事情中，又有两件是直接和三农有关的。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仍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农村发展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楷模吗？
　　诚然，茅老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他的关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以及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看法都引起了较大争议。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茅老非常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小子我在几年前就曾当面批评过茅老，茅老也虚心接受了）。而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也是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应该潜心学习的。

NO.11 禹作敏

民国十九年（1930年）农历三月初五，禹作敏诞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情，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去，其它人一律远离。禹作敏虽然感到不祥，但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停稳，他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岁的公安干部罗振岭。在没审问禹作敏之前，他预先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并通过3次和禹作敏“较量“，审讯者便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4月21日，禹作敏走进审讯室，罗振岭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作敏站起来，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公安人员指出后，他才改正过来。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嗣后，《法制日报》、《天津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也对禹作敏被判刑发表了评论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在那里，司法部门给予了他较宽松的环境和较优厚的待遇：天河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1997年春，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终年69岁。

据专业人士介绍,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林毅夫个人关系不大,毕竟是这么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的建议被采纳就了得,主要是一个部委在起作用,其中的1-2官员最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