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熊丙奇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日前透露，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4月30日《东方早报》)

　　我国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发展，可谓是既喜又忧。“喜”的是，我国的博士培养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而“忧”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

　　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为什么会在大量博士不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或者社会无法提供对应的学术研究岗位)背景下，出现如此快速的发展？

　　首先，“高大全”成为过去十年中大量本科高等学校办学的共同追求，不少高校在衡量学校办学水平时，把争博士点数、扩大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作为重要的办学工作。有的学校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包括整体引进其他学校的学科团队、大量聘请校外兼职博导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学校往往无暇顾及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主动分析博士生们的学术发展前景。一名导师同时带10多名博士生、几十名硕士研究生，学生无法接受导师指点进行学术训练的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其次，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还在于社会存在对博士学历的旺盛需求，除了高等学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按要求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纷纷提出学历门槛要求。有的地方招聘处级干部，就明确提出应聘者的学历为博士；还有的地方，在人才晋升中，学历也是明文或者不明文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学术发展，仅仅为了提高学历层次而攻读博士学位，包括一些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

　　也正是由于这种“读博心态”，进一步鼓励了一些高校可以不考虑博士生的质量，而大力发展博士教育，甚至把博士学历资源与一些老板、官员手中的资源进行“共享”。因此，博士教育的异化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前不久网友热捧只有中专学历的发改委主任，其实也是出于对当前高等教育的严重不满。

　　客观上说，近年来，有关教育管理部门在反复强调博士教育的质量，突出博士培养的学术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推出了博士点的淘汰机制、博士生导师遴选办法改革、博士生招生改革、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比如，限制导师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实行博士生导师资助制，规定导师必须有课题方能招收博士)等等，但是以上这每一项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在各培养机构引来不同议论，而且在具体实施中，对保证博士质量收效不大。

　　其实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关键在于两方面。其一，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办学理念，不应追求学校规模的发展，而应注重质量的提高。然而目前这一办学理念并没有确立，从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传出的消息是，教育部准备进一步发展地方大学，准备建设100所研究生院，让更多的地方大学参与国家人才的培养(目前全国有56所研究生院，基本都以部属院校为主)，这一举措，可能会进一步助长高校办学追求“高大全”。

　　其二，从根本上转变学术资源配置模式，实行博士生导师负责制。高校的学术资源配置，主要还集中在学校行政力量手中，导师的自主权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使博士培养出现大家负责，但事实上大家都难以负责的情形。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必须从恢复导师的学术尊严做起，有导师的学术尊严，才能在博士招生时，严格执行学术标准，才能在培养过程中，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学术训练，才能在学位答辩中，严把质量关。

　　而恢复导师学术尊严的过程，则涉及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使大学能自主办学，有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博士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只会加速博士的“贬值”。

http://edu.dahe.cn 2008年04月03日 15:03   来源: 教育艺术    苗体君

大学老师不同于中、小学老师的显著之处是：中、小学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教会学生“是什么?”，以此完成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任务，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牢固的基础知识。而大学教师则有两项职责，即科研与教学。而教学与科研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个好的大学老师应该是科研、教学都突出、优秀，如果缺少其中的一项就似一个人缺了一条腿一样，他也只能是一位“残疾人”；如果教学、科研都十分糟糕就像没有腿的人一样，现在的学生戏称这种老师为“垃圾”。 　　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初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拿到新学期的课程表后，先到图书馆了解一下每位任课教师的科研情况，查阅它们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学术著作的情况，给这位老师在研究水平上进行一个定位，接下来在课堂上，“聆听”每位教师的教学，然后对他的教学再作出一个判断，而中国的大学生往往缺少了解任课教师科研情况这一程序。 　　就教学而言，当今中国大学的教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深入浅出型、浅入深出型、不入也出型(就是通常所说的照本宣科型)。 　　一、深入浅出型 　　“深入”其实指的就是科研。一位老师如果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深入”研究他所讲授的课程，教学时呈现给学生的就是“浅出’一用最浅显、生动的语言讲解深奥的道理，所以，我们听大师讲课时就像是听大白话一样，既轻松又愉快。古希腊、中国古代把它称之为“寓教于乐”，并被奉为教师教学的最高境界。凭教师的博学，学生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知识。 　　“深入浅出”的关键罢“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教师，他们的授课“征服”了当时听他们讲课的学生，而真正使它们青史留名的是他们的学术著作。所以，科研就是大学教师教学的发动机，一个好的大学老师首先科研能力要突出。一个大学老师如果缺乏科研的保障，即便授课能“征服”学生，这位老师也只能算是个街头巷尾的鼓书艺人，因为他没有传世的学术论文与著作。 　　以鲁迅先生为例，他留给这个世界一大批宝贵的著作，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在文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通晓古今中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但教学时，他仍然觉得“是很吃力的”，他怕“上讲台，讲空话”，怕“误人子弟”。鲁迅在《北京通信》中写道：“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可见鲁迅先生对教学的要求是非常的高。 　　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他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即便他从来没有点过名，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现在许多大学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1926年8月受林语堂之邀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授，在厦大他仅呆了135天，他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课，为了不辜负学生的厚望，他抛开学校的旧讲义，用很短的时间，夜以继日，认真地编订了一本新讲义，但讲课时，他还是不讲讲义上的内容，在他看来，讲义人人都有一本，学生带回去自己看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 　　今天，“深入浅出”的典范当推厦门大学的易中天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易中天评点三国人物的教材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这本书对于普通人来说真可谓是晦涩难懂，但易中天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文章，所以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三国时受到了国人的广泛推崇。他的节目一开始，不识字的农民也会停下手中的农活坐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解。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庄子》同样也受到了国人的喜爱，这也完全得益于她对《论渤、《日三亏动的深入研究。当然，这也引来了心理不健康的披着学术外衣的人的妒忌，于丹在北京的新华书店签字出售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有人就穿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文化衫当场抗议于丹。 　　二、浅入深出型 　　一个老师对于所教的课程研究得不深入，就是“浅入”，他讲课时就必然“深出”，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他自己还没有研究透彻，缺乏对这门功课总体的认识，就似盲人摸象一样，难免把大象讲成是“一把蒲扇”、“一条绳子”、“一堵墙”，或者是“一根柱子”。 　　据我多年的观察、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大多可以归类于“深入浅出”型，因为那时大学的数量不多，大学的规模也不大，大学教师的数量也不多，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们喜爱这一职业，所以他们有激情、有活力，他们学识渊博，他们醉心于研究。即便是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学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教室是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顶，学生几十人挤在茅草搭建的宿舍里。晚上，为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不敢点煤油灯，广大师生还经常挨饿。但那时的中国大学丝毫不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差，他们培养出了杨振宁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今天大学，虽然有高楼大厦、先进的教学仪器，还有印制考究的教材，但“深入浅出”的教师却不是很多，“浅入深出”的教师却比比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即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些老师几乎充斥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型大学的讲台。“研究型大学”是水平最高的大学，所以，才突出“研究”两个字，但真正静心研究学问的教师却不多，他们“研究”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在官本位的办学体制下，做官才是每位教师的终极目标，研究学问也是以入仕做官为目的的。 　　没有“深入”的研究，讲课时就必然是“深出”，本来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只能用晦涩的言辞使简单的问题越来越深奥，最后是越讲越糊涂，学生越听越不明白。整个教室就似一具棺材，学生昏昏欲睡、痛苦不堪；老师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当然，也有些厚颜无耻的教师大声叫嚣，课堂上讲授的大多是纯理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远离现实生活，学生听起来枯燥也是必然的，学生逃课、睡觉等足以说明这位老师讲课的深奥、研究的精深，他们是最有水平的。易中天讲三国，其中三国人物都远离我们一千多年了，而且《三国志》这本书又十分难懂，但易中天却讲得人人喜爱，如果换成其他老师来讲，估计能让听众跑光，甚至于发疯。有些教师喜欢用爱因斯坦为自己来辩护，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上课，开始时听课的人满为患，听者总希望从他的言辞中得到智慧与启迪，但最终满怀希望的听众们都以绝望而告终，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爱因斯坦到底在讲些什么。他们放弃了爱因斯坦同时也放弃了神奇的物理学。好像他们就是爱因斯坦一样，我要提醒的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爱因斯坦， 　　而爱因斯坦研究的是最最前沿的东西，没有人明白是必然的，但你研究的是最最前沿的东西吗? 　　三、不入也出型 　　这种类型的大学教师在今天的大学里更是平常而又常见，特别是教学类型的大学，几乎清一色的全是这种人。他们把教材作为谋生的工具，就似出租车司机以出租车为谋生工具一样，他们不需要作任何的研究，他们对于研究学问也没有任何的兴趣，或者干脆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研究学问的材料。他们虽然“不入”，但他们在课堂上照样“也出”，就是用他们的嘴巴大声地按照书本上的内容读一遍，没有任何新意，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照本宣科”。鲁迅、胡适、易中天、于丹等是以博学、智慧为工具征服学生，而“不入也出”的教师们把教书的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把教科书作为谋生的器材、工具，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张文凭，最容易的工作就是大学教师。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成了有文凭者的“公共汽车”、“公共厕所”。 　　“不入也出”的大学老师们所追求的目标大多也是谋官，有的是直接谋官，有的是曲线式的，先谋个职称，最后凭高职称再去谋官。这年头谋职称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学术刊物如此之多，只要肯花钱，刊物的主编及编辑们正等着你哪!或许你的文章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位读者，那就是作者本人。有了文章后，把文章交上去，填写几张表格，你摇身一变就是教授了。 　　在教学型大学里，没有几个老师懂得学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粤东一所教学型的大学里教书。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这位同学以专心于学术研究而著称于同学中间，去年在北京搞同学聚会时见到他，他满脸沧桑，在所有同学中他算是衰老最快的一个，38岁的人看上去似58岁的，他把多年的苦闷向我们进行了彻底倾诉。在单位里，他是一个最不争的人，他不与同事争“优秀”“先进”，更不去同人争做官，因为这些都有名额的限制；他总是把方便留给他人，他潜心研究学问，每年都有几十篇文章发表，平均每年挣得的稿费多达15000元左右；在教学上，他更是受学生的推崇与敬重，他讲课时，几乎没有点过名，但听他课的学生常常挤满了教室。他每天很忙，每天在图书馆、书桌前忙碌着，他更没有时间去与他人结怨，去得罪什么人!可是，他的领导换了好几个，大多对他总是持有敌意，仿佛他欠了领导家的几条人命一样，单位开会时，总是嘲讽、讥笑他，甚至于借故打击他、诅咒他，有时还撵他离开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整起人来，真是吃人都不会吐骨头，让人既难过又恐惧。他也时常寻找原因，但总是没有满意的答案。 　　还是北京的同学见多识广，一语就道破了天机。你受到敌意的原因是你在科研、教学方面功高震主，你这种情况应该生活在“五四”时期，你与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算是一类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偏僻的粤东，一片文化的沙漠里，大家都没有研究学问，你却兴趣盎然，你还让别人活吗?其他老师都是“卖白菜、土豆、鸡蛋的”，你却是卖“黄金的”，大家当然不高兴了。卖黄金就要与卖黄金的在一块经营，你与卖白菜、土豆、鸡蛋的在一块显然是不合适的，黄金就应该放在黄金该呆的地方，否则别人还会怀疑你卖的是不是真的金子。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学工科的不应担任文化部长教育部长

http://edu.dahe.cn 2008年04月01日 08:50   来源: 新华网

易中天 　　2008年春天,易中天又投入到繁忙中。从2月份起,他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再度合作,推出一个关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36集电视专题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将暂时告别解读历史,进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站在全球视野和历史高度,寻找那些能够为今天所用的文化资源,进行解读与传播。这意味着他暂时搁下了《水浒传》,在《品三国》的那条道路旁,另起一条新路。 　　红得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现在很烦恼。他对自己的走红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他家里的电话一天到晚不停地响,让他看书写文章不得安宁,手机只能转到秘书台。他的家庭、生活、工作都成为了媒介报道的内容,甚至没有采访过他,就杜撰他和妻子家庭生活的文章,在发行量很大的刊物上发表。 　　对报纸、网络上关于他的报道、评论,易中天刚开始还会认真看,会为理解自己的知音欣喜,也会为不实、歪曲的报道愤怒,也会在公开场合作出回应。但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已经看不过来了,关于他的新闻太多了,根本就看不完,后来干脆就不看了。 　　“我现在感觉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你说什么都行,说什么都对。一年后是你说什么都不行,说什么都不对。比方说,有人批判你,你是回应还是不回应?不回应,马上就有人说,你看不敢回应,心虚了吧,不敢吭气了吧,我们说对了吧；你回应,马上就说,你看一点肚量都没有,怎么一点批评声音都听不得呢。甚至一个小孩没有拿到你的签名,就可以在网上骂你……你又不可能面面俱到,让所有的人满意,那会令自己崩溃的。” 　　因为对媒介不信任,易中天选择了在搜狐等两家网站上开个人博客,还有百度的易中天吧,绕过媒介直接发言。“这起码可以真实传达我的想法,不怕媒介歪曲删减,而且能够直接和读者、观众沟通联系。” 　　易中天甚至很生气。他甚至不承认《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话录》是自己的作品:“那也不是我写的。我和于丹在香港对过一次话,被他们整理出来,交给出版社,我连稿子都没看,怎能说是我的作品呢?”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想做一件事,就是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是他研究的领域。在学术研究外,他写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等随笔体学术著作,也写各种评论时事的杂文,甚至出版文学作品集,广泛参与城市发展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 　　对于易中天的这种选择,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认为学术本来就应当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走向市场。反对的人认为他应该呆在书斋里好好做他的学问,现在不务正业整天在外奔忙。 　　而对于易中天来说,他已经懒得回答这些质疑了。在与电视共舞的过程中,易中天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信念也越来越坚定。“我的信念更加肯定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的道路,现在证明没有错。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学术成果走出书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古典文本的现代转换。因为大多数人在阅读文言文的时候,还是有阅读障碍的,这个“转换”能引起大众对古典、对传统的兴趣。当然,如果能够读原著效果会更好。我坚信,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我的实践告诉我,学问就该这么做。” 　　易中天前不久交出的新书《帝国的终结》。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也是一本彻底的学术专著。和他的《破门而入——易中天谈美学》一样,出版《帝国的终结》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 1,2,3,4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