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0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部分新闻学专家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座谈“5·12”特大地震的媒体报道状况，以为新闻史的备忘。 ——编者


新闻开放与记者使命感的结合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地震发生之后，媒体非常关注。仅南方周末就派了20名记者过去，整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一百多人去了灾区。

我对这次报道的评价是：实现了媒体对灾难报道的重大突破。巨大的灾难，难得的新闻开放，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从未有过的视觉版面和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

悼念期间，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都是黑色的，都突出了悼念主题，包括机关报，这是异乎寻常的。以前没有机关报会这样做。

在抗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新闻开放与记者使命感的结合。以往政府某些人总是担心媒体去采访会出问题，觉得媒体老是搞麻烦的，这次该体会到，没有媒体的传播力量，怎能感动全国人民？以往我们的新闻报道，常常是非主流媒体冲在前面，主流媒体在后面。这次主流媒体冲到前面去了，从版面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来。过去要求要以“主旋律”为主，灾难报道通常都不能放在头条，放上去了会被批评，说没有大局意识。

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表现出不仅有新闻理想和抱负，而且非常理性。把民族的悲欢作为自己的悲欢，把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这一次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都能凝聚得如此紧密，媒体功不可没。这些都体现了我们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

我们的新闻理论应该从此改写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这次媒体的报道颠覆了一个过时、不科学的观念，就是所谓的“负面新闻”。负面新闻这种说法是站在官本位立场的，所有对政绩、自己形象不利的都认为是“负面”的。

我们的新闻理论应该从此改写。不要再讲所谓的“负面新闻”，这是公关立场的词。新闻是为大众服务的，用《大公报》当初提出的理念，就是天下公器。从公关的角度讲，你的报道对我这个组织机构有利的就是正面的，否则就是负面的。

我3月底去北京参加一个省级媒体负责人的学习班。当时有个老总就讲：某个部门会担心这个报道对自己的部门不利，或者地方上想控制信息。最后，部门的面子是得到暂时的保存，但是把媒体弄得很衰弱，没有公信力。过去大家觉得中国媒体反应慢、事后诸葛亮、宣传味很重，即使报道内容是真实的，也因为那种宣传味让人觉得不真实，和读者之间有距离。这种距离感在于时间差，也在于没有全面反映真实状况。“5·12”报道实现了彻底的转变。

媒体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很好作用

张晋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副教授）：
大事件提升新闻传播能力。这次与以往报道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引导的观念不同，以往灾难报道是以对救灾的人报道居多，是推出典型报道的好机会。这次转变为以报道被救者为主。另外，从报道事件转向报道人性，从反思问责转向凝聚人心。

过去我们的党报强调政治动员能力，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媒体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很好作用。

媒体如此快速、透明的报道，让中华民族凝聚起来了。这比平时总是做“宣传”报道时，好上很多倍。所以领导们要思考：以后的宣传该怎么做？

这一次的表现证明，新闻记者不仅是可以信赖的，而且在现代化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点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薛国林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非常令人感动的是，包括《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在内都大版面进行报道。现在新闻实践已经走到前头去了。这次媒体的反应，是新闻传播，也反映了媒介文化。我想我们的有些政府领导该补一补媒介文化的课了。过去，一直强调要“正面宣传”报道，而这一次，媒体的报道都是无形的，看不出主观策划的痕迹，是很自然的报道。但是宣传效果多好啊，力量多大！这也能看出我们国家政府、公民的成熟。

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林爱琣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以往政府批评负面新闻，我们会把这类新闻说成“突发事件”、“灾难报道”。这类新闻发生之后，媒体习惯性是观望、退缩，新闻报道有泛政治化理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5月1日实施，其实酝酿已久。地方更早，广州已经实施5年了。说明政府的公开意识、理念一直存在。

条例出台与专家草案有差距，没有把保障公民知情权等写进去，当时让起草学者感到遗憾。但是这次媒体的表现体现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精神，让人欣喜。“5·12”不仅是地震纪念日，也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

这次恢复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希望不是个案，能通过总结经验变成制度性安排，从此转变新闻传播的理论和观念。

对人的尊严的报道达到历史最高点

麦尚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这次的灾害表达，新闻层次很丰富。我将这次和某年的抗洪的新闻报道做了一个简单对比。那年抗洪，泛政治化动员非常突出，报道重心不是灾害本身，而是唱英雄赞歌，树正面典型。

过去的灾难报道的核心是救援者；外围是灾害本身，而这部分以国家保密的理由，报道得很少。这一次，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层是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第三层是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第四层是社会动员，以及核安全、环境污染等其他灾害的预防话题。表情丰满、图层丰富的，是灾害报道模式的突破。以往媒体少这种人性化表达。

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比传统媒体丰富

李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实际网上最早报道的是BBC，震后2分钟就报出来了。

我注意到有些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比传统媒体更丰富。比如有的网络论坛已经在讨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了，红十字会这样的半政府组织，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信息公开？

这一次也让我反思，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一般以大众传播学的课程为主，其实也应该加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课程，培养记者在不同情况下，面对不同的人，娴熟的人际沟通技巧。

黄宗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地震的时候我正在电脑上看电影，突然我的QQ弹出一个新闻说，14省份网民有震感，后来我才看到官方媒体的报道，再后来是央视的直播，传统媒体的跟进。

麦尚文：我想以后也许就没有“本报记者”，而是“记者”。现在的记者应该是多媒体的记者，可以同时给报纸、网站等供稿。媒介越融合，记者的职责越变化。

吴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当直升机在有个地方一直找不到降落点的时候，有个QQ群有人提出适合的地点。可见在主流媒体触及不到的地方，人际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整理 本报记者程绮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