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平衡是中国百年来的难题，但当前独特的历史处境与全球暖化的尖锐情势，使得老问题有了新的视野。更大程度地集中城市人口，应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解方。

震中汶川，刚好在中国西南至东北的地理对角线边上，断层移动的方向几乎与此线平行

震灾已经满月，重建马上就要登场。据闻汶川等三个县城在县民的央求下，将就地重建，我认为有再思的必要。

2004年印度尼西亚亚齐在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划定危险海岸线，撤离原有的渔村，并且在原地广植椰林作为海啸再次来袭时的缓冲带。要这些灾民迁离世代居住的海边十分困难，但联合国开发署与印度尼西亚的重建委员会却必须坚持贯彻。原因无他，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海啸不会再来。

受难的生灵替我们问了许多沉重的问题，其中一个较为根本却未必能简单回答的提问是：原地是否为重建最好的选择？

这牺牲的近十万条人命，我们可以说：一部分是死于房屋耐震强度不足，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地处偏远而救援不及。要解决前者，必须彻底翻新包含监察制度在内的社会基盘建设，要避免后者，则必须检讨千年来的人地关系。

此次的震中汶川，刚好在中国西南至东北的地理对角线边上，断层移动的方向几乎与此线平行，从人口的分布来说，这条线是聚居密度的高低分界，从自然史的意义上，这条线也是人与自然对峙相持的前线。

中国西南的地形高差极大，雨量丰沛，而因为板块的挤压，四川西北线成为地震高发地带，只要水土保持不佳，就会发生土石灾害。如今大地震后，地质与水文严重扰动。据估计相关的灾难将会延续至少十年。所以唐家山等多个坝址绝对不会是最后一群堰塞湖。灾发于此，极可能后患难绝。

难道灾难发生在平地或人口密集处会比较好吗？

我们无法凭空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每个地方发生地震的几率不同，平地也未必是人口集中的地区。还有各地救灾资源的可及性不同，城乡对防灾的共识与准备也水平不一。但一般来说，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会因聚集资源而有更高的存活能力。

从灾害的性质来看，地球每天发生许多地震，未必都导致严重伤亡。以伤亡的梯度来看，保留大量低密度人居的区域受害最浅，其次是早有准备的都市地区，灾中最弱的一环其实是半城半乡的偏远山区，而汶川等五个县正是这样的环境。

然而要如何迎敌接战，避实击虚，弥祸于无形？

天然灾难发生有其随机性，但预防与对抗灾难却是学科整合的战争，当中的战术必须服从于战略，而战略指导就是国土规划，其要素的配置就像一局与自然灾害的博弈。这场博弈，以板块断层为经，交通动线与人口分布为纬，必须细查地层下的风险、地表的地形水文与人为的土地利用，做出最有利的攻守配置与长期战略。

就防灾的战略而言，要么集中兵力，固守要害；要么是拉开纵深，无险需守。具体来说，汶川等三县若要原地重建，不如废县设镇，移出七成以上人口到成都平原或沿海区域，重新就业就养。而当地的重建，必须遵守最低密度与耐震的准则。

难道把灾区民众向城市与沿海集中就可以解决所有重建的问题吗？

不，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尤其重灾区是羌族故地，迁地废县还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但即使如此，国土发展都会面临战略选择的两难：集中或分散，以差异带动发展或寻求平衡。通常一个合乎正义的直觉通常都会选择后者，即分散人口而且平衡地区发展。但有时候个体的直觉会与其总体政策后果背反，例如经济学上个人的节俭反而会压低总体消费。各国都市化经验证明，集中带来较少的能耗与土地浪费，也带来较多的社会流动。

学者吴洪森曾提及，人口集中反而带来资源的保育。以日本为例，其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甚多，但森林的覆盖率远比中国为高，原因在于高度的都市化。他甚至建议三大沿海城市群吸收全中国3/4的人口，让农民人口下降至一亿（吴洪森：如何城市化？中国的发展战略）。

如果这个方案成真，应该是人类有聚落以来最大尺度的都市群，其可行性与必要性在此很难简单论断，但更大程度地集中城市人口，应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解方。因为在这场国土的历史博弈中，基本的地理限制决定了方案的可选择性。

一个尖锐的事实是:中国西部广阔的国土其实并不适合人居，更遑论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环境负荷。另一个事实是，三十年改革开放，让川湘云贵通过珠三角与世界的经济循环接合。

东西平衡是中国百年来的难题，但当前独特的历史处境与全球暖化的尖锐情势，使得老问题有了新的视野。

因为中国与四百年前的欧洲不同，作为后发的工业革命，没有南北美洲可以开垦拓殖疏散人口，但因气候暖化，频发的灾难却是不时登门造访。

因为中国也与现在美国不同，国土无法横跨两个大洋，不但人均耕地淡水十分有限，也没有广大的中西部可为粮仓。更无法负担率性的高能耗生活与大量肉食。

中国势必要以更为俭约的方式崛起，并承担地球的环境责任。大震的地点，只是再次提醒了这个事实。

长远来看，国土的配置都是为了因应内外的挑战。中国面对西南高原的土石流，西北的黄沙与频仍的旱涝等三大患时，岂不是也应该坚壁清野，严肃应战吗？

十余年前，我有幸参与志愿服务在云贵山区参与了退耕还林的项目（资根基金会在云贵川的扶贫生态计划），目睹农民在政策的规劝与奖励下，拔下了陡坡上的庄稼改树苗，为长江上游的水土保育开始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如今大震方歇，正好给我们一个痛思反省的机会。

不与天争，还地于林，是灾区重建的第一步。

（作者为台北市“民政局”前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