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难行易”到今天的思想解放
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签名档用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是陶行知先生43岁时，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名为陶行知。我曾经在一篇：《和你一起分享签名档的快乐！》的短文中讲了我为什么要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签名档，文章中写道：“‘知难行易’是近代孙中山先生认识论命题。它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易行难’之说相对。‘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思想建设的号召，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认为可以‘先行后知’，不知也能行，强调了‘行’的作用。无疑‘知难行易’的思想建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研究中国教育史，让我深刻认识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把自己的名字‘知行’改成‘行知’，这个历史是‘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的根本转变。”
这篇短文发表之后，于是有朋友就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涉及到思想解放，特别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这个提法究竟应当怎样看？
我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孙中山“知难行易”的思想建设以及这一段历史，虽有一些思考，只供大家参考。
这件事还需要从黄永言先生为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写传记说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黄永炎先生向我征求我父亲和朱智贤先生交往的史料。那个时候，我是一无所知，所知道的就是朱智贤是父亲的同学，解放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泰斗。朱智贤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原江苏省第八师范毕业的学生，我父亲毕业于1926年，朱智贤毕业于1927年。后来又一起在东海中学附小共事，在我父亲的日记题材的《乡村教育实施记》中看到了朱智贤给父亲的一封信的内容，朱智贤先生在看完《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二辑后提出：“唯弟读后，也不无一言可以贡于百川者，即吾兄所认识与研究之问题，乃不免限于表面及技术的，每就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之解决办法，甚少有一贯之观察，且对于每一问题所说想之解决办法，又多系就事论事，罕有从社会结构上下思考功夫，故不免流于主观的浮面之嫌，譬如对民众应如何讲话，如何接近民众学校，应如何招生，如何留生……单从问题的表面上下功夫，殊觉不够，似有深一层想之必要也。百川有敏锐之思想与前进之热忱，若能从此处著力，将贡献必更大也，不知百川以为如何？……”
从1934年起，历时两年半的时间，我父亲在镇江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工作，这个实验区的成绩斐然。以致他的同学、同事和老师都向他提出建立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朱智贤先生的这封信中也是提出同样的问题。
而我父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有点不同，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并不是那一个机关或那一个人所应当单独负责的，我们应当发起联络各地乡村教育实验机关，共同致力于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他认为这是全体同仁共奋斗的目标。
在这些日记中我看到他对“知难行易”的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每次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时候，在报告及讲演以后，都要讲总理的遗教，一年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都读完了，最近又把孙文学说（即知难行易的思想建设。）读完了，我们觉得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实是一种伟大的发明。这不仅有裨于革命，有利于建国，并对于一切学术事功的建立，都有了更明白的解释，更彻底的启示。就是从教育方法上说，知难行易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定律。”
由此他提出：“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不知也能行。这正与我们教学上‘实行错误’的原则相吻合。陆游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自然不如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我们知道尝试可以成功，（不知也能行）我们应当多给儿童以尝试的机会，让他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发现，更应该使儿童知道你愿意他去尝试，他可以大胆的尝试，有计划的去尝试。爱迪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未始不是尝试的结果。”
这一套三本《乡村教育实施记》有相当的篇幅在写自己对乡村教育实践的尝试，都体现“知难行易”思想，要取得真知就必须反复尝试，大胆实践。
这深刻说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中最积极最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体现“民主教育思潮、民族教育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教育思潮构成了‘五四’以后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的积极影响在于：“杜威说：‘Learning by doing’也是此意，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在实施教学的时候，应该使儿童一方面做，一方面学，僅学而不做，恐不能真知。既做且学，所得到的学问，才是真的学问。”这就是陈鹤琴先生当时提出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儿童教育观；提倡民主化、科学化、个性化的原则实施新市儿童教育。主张“活教育”，“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五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知难行易”的思想建设指导下积极意义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实践，陶行知先生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杰出代表。陶行知成为杰出代表就是他把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并不是把中国教育全盘杜威化。
中国改革开发之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改革邓小平所提出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条“河”的彼岸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转型？当时中国并不清楚究，因此需要试验，需要解放思想。中国三十年来的三次大的思想解放中，第一次解决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中提出的问题是涉及到经济制度的转型中的问题，无论姓“社”姓“资”的讨论，还是姓“公”姓“私”的讨论，都是涉及转型期间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的问题。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中国经济转型中人们的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现在，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反对腐败和社会分配公平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反腐败是第一位，民生问题就随其后。中国出现奇怪的现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腐败问题却不能得到遏制，民生问题突出。中国的经济学者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反过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挨得骂最多。我一直警告中国经济学家，原因就是全盘西化的经济转型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挨骂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成果没有错，但不能使中国全盘自由主义化，而是要实现自由主义中国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认为西方几百年经济发展中一切先进的经验都能在中国转型期间得到借鉴，借鉴的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
可以想象，今日中国一旦失去公有制为主，一旦失去社会主义，这次汶川地震的救灾就很难想象，因此老百姓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期间提出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中央也一再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国内有一些省级干部对思想解放提出“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
备受争议的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尽管仇和也有一些支持者，如果进行网络调查的话，反对者多于支持者，这是民意。仇和为什么有这么多对立面，这么多反对者。恕我直言，所有的反对者，都是用转型期间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衡量仇和新政。全民招商，“一卖了之”，不反省是不对的，因为教训太深。仇和治滇池，先治官，也是一个形式而已，企图引水洗池，这和江苏引长江水洗太湖是一回事。江河的环境治理，需要到国外看一下，人家把大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然莱茵河能变清吗？中国在发展中接受不少这种企业，发展了，但是也污染了。经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的争吵主要是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上，经济发达国家对工业废水的排放极为严格。中国污水排放实现减排，现在还停留在增加量的减少。总量减少并达到全面零排放还有很大距离。所以仇和新政行不通。
其实“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从民法角度讲并没有错误，这毋庸置疑。行政行为就要有些约束，今天政府行为已经有法可依，因此就不能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干”。
我也是支持政府解放思想进行大胆摸索，所有的试验摸索需要有制度约束和有效监督，这和改革开放初期并不一样。需要建立立法部门论证批准下的政府的有限试验，取得成果，然后立法后再推广，显然仇和并没有这么做。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政治民主的话，仇和的要害是缺少民主监督。
6月1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是解放思想，而且非常精彩！他提出：“要以宽松的政策支持干事创业者，只要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并且支持大家去干去试去闯。”显然，汪洋书记的提法和仇和并不一样，因为这是讲的民事行为，而仇和的错误在于他把民事和行政行为都包括在内了，在法律上讲这是不同范畴的问题。
改革到今天，解放思想还是改革的主题，还是需要有大量的试验和摸索，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用，但是不能忽视两个问题，其一一定不能忽视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其二政府行为的试验，一定是有限度的，要经过立法认证，不能只凭热情，要有科学精神，要完善发展中的法治环境，特别是如何实现有效监督。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就是大胆试验，大胆创新，中国发展成果令世人瞩目，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今天中国是一个法治中国，政府行为要受到法律约束，这既是一个行政法规的基本问题，也是三十年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中一哄而上，就是在缺少论证，缺少行政法律依据而造成一些严重损失。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特区，这是国务院批准的，而后一哄而上的开发区有多少能和深圳一样成功？苏州的工业园区，是国务院批准的成片开发的典范，但是其它城市也搞了成片开发，为什么不成功？这些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土地红线逼近，国土资源部深感责任重大，大片土地被开发，并没有完整的法律手续。因此政府行为的解放思想一定要符合行政法规。一定要有批准程序，先试点，再推广，推广时对每一个个体项目也还需要论证。
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到今天的解放思想，差不多快有一个世纪了，再过一个世纪还是需要解放思想，还是需要大胆试验，大胆创新，不解放思想就不会有制度创新，也无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法完成经济转型的目标。所不同的是今天中国基本完成主要法律的制定，试验、创新必须依法，这就是依法治国。如果要建立一整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一个人，一部分思想就可以形成的，而是全体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仁共同解放思想，不断努力实践而最终完成。
2008年6月30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