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昔日明星企业家出走避债，留下数以亿计民间借贷黑洞
浙江省4次召开金融工作会议，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出席，要求金融部门与浙江经济同舟共济，与企业共度时艰。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三度投书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呼吁“适当把握宏观调控力度和节奏，给中小企业缓冲期”。

曾经的明星企业家、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　 西部网

6月3日，昔日的明星民营企业家，浙江省“青年星火带头人”，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从北京出走，一路经香港至马来西亚。至今仍滞留不归，身后留下全面停产的厂房和巨大的资产黑洞。
7月21日，义乌市政府证实，“截至7月16日，金乌集团及其相关企业总共向8家银行融资2.98亿元。”分管工业的义乌市副市长吴森民说。但有关张的民间借贷数额，仍在统计之中。“我只是出来找钱，解决资金问题。”7月16日，张通过义乌一位密友解释自己的出走说。其密友承认，张目前的欠款分两部分，除开银行贷款，“民间借贷本金8亿，利息6亿。”
而巨额民间借贷的沉重压力，正是张政建出走的关键原因。
而在张政建出走之前，从2007年底至今，浙江已有多名知名民企老板出走，原因与张政建如出一辙：无力偿还数以亿计的民间借贷。
金乌陨落
“金乌的问题是2006年以后发生的。”金乌的前员工回忆说，今年3月份，迪拜公司的前同事就传来消息，“金乌不行了。”
这位熟悉内幕的员工回忆说，从表面的公开资料看，直到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总资产仍有10亿元、员工2000人。但其实，金乌早已在多年的拆借中被拖垮，严重资不抵债。
内部员工分析，金乌后期盲目扩张、大举进军地产项目，是拖垮企业的罪魁祸首。“这些项目，短期内无法产生回报，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
虽然顶着明星企业的光环，但作为民营企业，张政建无法从银行贷到更多的钱，他开始求助于义乌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
这是条危险的不归路：张先用民间借贷支付土地出让金，然后等土地手续办完再向银行融资，归还民间借贷。——最终，金乌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替高利贷业者和银行“打工”。“用高利贷支付前期资金，肯定要死掉。”7月18日，两位义乌当地知名的民间借贷者一致判断说。“要是放以前，这样做还能度过，但银根紧缩改变了一切。”两位人士说。去年开始的大规模宏观调控，使得大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链紧张问题。2006年前，义乌的民间拆借月息尚不过2分。但到去年底，6分能获借贷已是幸运。“现在最高的都要一毛二，有抵押的才能有六七分月息。”
这是在玩火。两位人士分析说，他们自己评估，三分利是企业尚能接受的额度。如果月息超过六分，年息将达到本金的72%。“这样的企业，不死才怪。”
而统计数字显示，在今年，半数以上企业从事外贸加工的大陈镇，企业实际利润率已从去年的10%—15%，降至10%以下。“连二分利都无法承受”。
《2008年一季度义乌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指出，银行贷款紧缩造成义乌市某些企业资金链紧张，民间地下融资加剧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特别对于投资大、周期长、利润低、招工难等部分行业企业，流动资金短缺，企业不得不借助于民间融资，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导致企业破产或重组。材料称，银根紧缩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及财务费用增加，1～3月义乌市规模以上企业利息支出2.2亿元，同比增长29.7%。“这些因素对浙江外贸依赖型的企业打击最大，这也是去年来屡次发生企业老总逃匿事件的诱因。”上述人士分析说。
“世界工厂”的缩影
张政建的发家史，正好与中国外贸行业的历程完全同步。
“要是没有后来的盲目扩张，他也许会是很好的实业家。”与张有过接触的一位企业主评价说。义乌商人张政建的创业史，浓缩了中国“世界工厂”传奇的身影。
从最初的批发生意中发现巨大利润的张政建，决心开创自己的实业。1994年，时年27岁的张政建投入一千多万元购进2条当时最先进的日本设备，办起了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
走在同行前面的做法，取得了成效——张迅速成为第一个获得浙江省名牌的义乌袜业大王，“梦丹莎丽”品牌的80％产品销到了日本。
1998年，张走到了事业巅峰。当年，他以浙江娇丽袜业和制衣有限公司为基础，组成了浙江金乌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浙江娇丽袜业制衣”、“义乌万盛化纤”、“金华江南农庄”、“深圳狄加贸易”、“义乌山图贸易酒店”等10家在国内的子公司。
1999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张政建在义乌市民营企业中第一家取得了进出口权，同时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借助于新兴的外贸行业，金乌集团业绩惊人。先是公司跨入金华市“50强民营企业”行列，其后张政建个人又被官方戴上了金华市“十佳青年私营企业家”和浙江省“青年星火带头人”等光环。
但风光背后，隐忧早已暗伏。
“这是长期潜伏着的问题。”7月21日，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用国际需求代替国内市场需求而不做产业结构的路子，已经走到头了。”
“浙江的民营企业，从整体上并没有转变结构，而是以调整市场而代替。同样生产这样的产品，转向外贸。”史晋川说，1997年浙江的外贸出口比例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之后的2007年，浙江1.8万亿的GDP中，对外出口额已是1300亿美元，“50%以上完全依赖外贸。”
史晋川说，长期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经济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以汇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变化，加上出口退税的变化等原因，无非是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
张政建的金乌集团，或是这一论断最好的注脚。“前期过于依赖外贸，后期盲目扩张，是拖垮金乌的两大原因。”2006年前一直在金乌集团决策层任职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袜业和衬衫业的行业门槛实在太低，“投资几十万元买几台机器，招几十个员工，就能开厂。”低端的竞争下，制造业的利润日见微薄。
这位员工回忆说，除了袜厂尚能维持盈利外，金乌旗下另一家基础企业制衣厂，到后期只能生产廉价的“1美元”衬衣，“仅能保本而已”。
焦虑的张政建开始四处出击。
2003年前后，金乌集团拍下义乌北苑工业区一块面积为300亩的地块，号称建设旗下山图服饰的厂房。但金乌集团本身现金就不足，两千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很大部分都是借来的。由于缺少后续资金，这幢楼迟迟未能建成，最终促使金乌走上“拆东墙补西墙”的不归路，反成了拖垮金乌的罪魁。
感觉到金乌集团无力完成投资，义乌市政府将其中的180亩收回。但即使是剩下的120亩土地，“到现在楼还没造好”。
在多位老部下眼里，此时张方寸已乱，其后的一些小投资更显无厘头。
他开了一家翻译公司，招收了七八个人，但几年下来从未接过翻译业务。进军拍卖行业，旗下的拍卖公司两年内只做成一桩买卖，“拍了辆十多万元的汽车”。
其间惟一一次轰动义乌城的成功是在2004年。当年张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
尝到甜头的张政建在阿联酋迪拜设立了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贸易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装饰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餐饮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旗下招聘员工两百多名。其后，张又以其妻名义挂牌受让了义乌城区一块近5公顷的土地，以开发五星级酒店，2007年，又成立了义乌市高慧酒店有限公司
但扩张反而加剧了死亡的可能。就在7月16日，义乌劳动部门组织了娇丽袜业制衣公司的员工遣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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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求解民间借贷危局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义乌当地一家小型商业银行。去年下半年，听到风声的这家银行开始回收金乌集团贷款，并停止续贷。其他银行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催收。金乌的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上述人士回忆，去年下半年开始，张就频频拖欠利息，到年底还曾向人以月息八分借贷。但此时，已“没人敢再借给他啦”。
义乌市一位副市长向媒体证实，2007年底的统计报表显示，金乌集团整体负债已经达到8.2亿元。
包括浙商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已将金乌集团诉至金华和义乌两级法院。
重压之下，金乌不得不盘空资产，旗下的山图酒店等产业在催逼下纷纷被作价清偿。最终迫使张出走异域。
“没有认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陈镇工业办主任曹增胜总结说，这是张政建失败的最大原因，“他以为借点高利贷就能渡过难关。”
张政建只是目前诸多浙江企业的一个缩影。在义乌乃至浙江，企业主出走事件已屡见不鲜。
在义乌，2007年8月，“一帆餐饮有限公司”老板朱世南一家突然失踪，据传当事人欠债约3亿元；2007年11月，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老板叶荣兴突然下落不明，据传欠债近5亿元；2008年4月，东方万博集团老板刘利辉卷款失踪。
在浙江，5月底，台州飞跃集团被曝“资金链断裂”，其创立者邱继宝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经浙江省官方力挺而勉强渡过难关。6月26日，浙江东洲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炜东因资金链断裂，负债数亿举家逃往新西兰。同样在6月底，丽水青田欧星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侨商李焕军同样状况下远遁杭州。“银根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不过是造成企业资金短缺、倒闭、减产、停产的短期原因。”史晋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长期的因素是，“产业结构过于依赖外贸，一直没有合理调整；而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等基础性政策又迟迟不能到位，金融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实际经济面的改革和发展。”
金融领域的政策限制，一直是困扰浙江多年的难题。一面是企业融资难，一面是民资充裕；一面是银根紧缩，一面是民间借贷风险高。如何促使其获得和谐？
金融危机频发之后，浙江的决策层开始出招求解。
5月4日，国家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7月15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预计将收编超过50亿元资金。
6月底至7月16日，浙江省方面更4次召开高层次的金融工作会议，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等悉数出席，要求金融部门与浙江经济同舟共济，与企业共度时艰。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则以行政公文的形式三度投书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呼吁“适当把握宏观调控力度和节奏，给中小企业缓冲期”。
“小额贷款公司肯定是正确的一步，虽然迟来，方向是对的。”史晋川说，但这是针对短期问题的政策，“政府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从长远角度考虑。”
史晋川建议，要解决目前和长远的问题，必须“三管齐下”：分清轻重缓急，把握宏观调控节奏；第二，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金融领域经济体制的改革，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方面，更加积极大胆推进，形成与目前民营经济比较匹配的机制；第三，政府要出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结构合理调整。
史晋川疾呼,“如果基础性改革方面不做突破，在宏观调控的节奏上不做合适把握，下半年中小企业将会死掉更多。”
这将是世界工厂黯淡的前途吗？
7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搭车离开大陈镇。路边，代表着世界工厂形象的“中国衬衫之乡”广告牌孤独的高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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