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级政府在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上的政策是层出不穷，大约有以下几个： 一， 税费改革，是当下农村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些人认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在现在最迫切，最有可操作性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大约就是税费改革了。可这种改革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耕作权（在这里用耕作权代替使用权更切合目前的实际），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国家征收农业税只应该向集体征收。从包产到户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表面上农民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却包含着产权不清的隐患。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自然有义务向发包方--集体交纳承包费用，这也就是以前所谓"三提五统"的缘由。现在取消了这种承包费用，代之以堂而皇之的税，这是一种法律上要强制交纳的东西。其直接结果便是对集体权益的剥夺，这种剥夺是应该的，因为集体已经不能够合理的收取承包金，也不能够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那么既然集体失职，要之何用？既然国家向农民直接收税，为什么农民却没有对土地的所用权？可见，在权责不清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远远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相反，集体权力的架空必然导致国家和集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他们还是要相反设法向农民要钱。而且，这种改革的实际执行者正是这些基层集体组织，一方面迫于压力不得不改，或者为了获取个人的某种政治资本，赞同改革，一方面却偷梁换柱，把原来的费一个也不少地都改成了税，也就是把原来不合法，不合理的对农民权益的剥夺变得合情合理了。 二， 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建设。这种政策的表面目的是增加农外就业机会，集中劳动力资源，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所谓"工夫在农外"即此矣。城市二字，我以为重要是在市而不在城，没有市场的"城"只能是个空城，废城。建设城市或城镇，盖楼修路这样的基础投资是必不可少的，据测算，如果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每年增加1200万城市人口，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出资，不但他们未必情愿，事实上他们也无力承担。要命的是，城镇建设好了，谁来参与这个"市"？农民的购买力是如此之弱，何以拉动市场消费。城市自古以来都是自发形成的，从没有靠行政规划出来的。这样是不是在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子？ 三，产业结构调整，这是老早就提出的口号，现在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其弊端很明显，效果却很不明显。产业结构调整难以产生长期的增收效果，其原因在于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太小，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状况，一部分农民的劳动产品增加了市场份额是以另一部分的下降为代价的。就农业本身而言，单纯依靠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不能实现总体效益的提升。农业的产业化也是如此，即便是提高了效率，那分流出来的农民到何处去，农业就这么多资源，一方占有的多了，另一方占有的自然少了，由此，很多人也得出了出路在农外的结论。 政府中的腐败和利益抵触行为导致政策失效。且不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实施了是否又用，事实上，这些政策根本很难落实。中国行政官员的腐败问题早已是人所共知，在现代经济学中，特别地提到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每一项改革都要在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农业相关的改革政策更是如此。中国农村是各种利益交织的最复杂的地方，从地方行政当权者，甚至传统势力，村霸等等在改革中必然地有利益的获取或损害，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抵制力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委派"改革官员"本身就是改革的反对者。另有一部分官员根本就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种种政策，不实施，也不反对，纯粹是为了当官捞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