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政治性质是农民在政治上的根本属性和根本特征。农民的政治性质从根本上讲是由农民的经济性质决定的，具体讲是农民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就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性质。一般而言，农民有两种政治性质：革命性和保守性。任何一个阶级的革命性和保守性都是针对不同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相对而言的。农民的革命性和保守性也是针对不同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而言的。因此，在不同情况下，农民具有革命性或具有保守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农民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或保守性或二者兼有，是因为农民是小块土地所有者，这就是他们的经济特征，体现着农民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小块土地所有制。他们总是为了维护这样一种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谁只要赋予了农民这块土地，并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他们就跟谁走，就支持谁。所以农民的政治性质是由革命力量还是保守力量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使他们倾向于革命还是倾向于保守而形成的。但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农民有可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又是保守的，总是摇摆不定。 （一）农民的革命性 要说明农民的革命性，我们得先说明革命性。所谓革命性是指某一阶级或社会群体针对现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倾向，是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动。农民的革命性是指农民在革命力量的影响下，积极参与革命，反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质。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农民的政治性质时，全面而深刻地做了比较说明。他以波拿巴王朝的政治性质来说明农民的性质。他说：“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马克思恩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从马克思的说明可以看出，农民的革命性应该表现在：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政治性质。具有革命性的农民是开化的农民、理智的农民、面向未来的农民、反对封建专制的农民。这里，马克思所表明的农民的革命性只是他所希望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所应该有的革命性，也是历史发展规律对农民提出的革命要求。这是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革命形态，农民的革命性就有不同的具体的内容。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农民的革命性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只是力求争取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而不是力求摆脱小块土地。中国革命史上，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农民的革命性正是建立在争取其小块土地的基础之上的。只所以会这样，只能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 农民的革命性在历史上的无数革命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中，农民是主力军。农民与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没有农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而后农民又与无产阶级一道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吸收并引导了农民的革命性，才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以工农联盟作为其专政的基础。没有了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成功。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农民革命性表现的最好例证。没有中国的农民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农民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二）农民的保守性 与革命性相对，保守性是某一阶级或社会群体为了维护现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倾向，是要求维持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动。农民的保守性是农民受社会保守势力的影响，从而与保守势力一起力求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质。从马克思对农民政治性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农民的保守性表现在：力求巩固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愚蠢地拘守封建专制的旧制度，期待封建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政治性质。具有保守性的农民是迷信的农民、抱有偏见的农民、期待过去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农民。 农民的保守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反革命性质上，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政治冷漠上。农民的政治冷漠与他们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马克思恩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因此，农民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马克思恩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既然如此，政府或政治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于是，和平时期的农民很难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 《马克思恩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所以我们说，归根到底，农民的政治冷漠是与其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是农民田园生活和农村社会的宗法性质使农民倾向于过安稳的生活而不参与政治。无论是剥削阶级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农民的政治冷漠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剥削阶级社会中，农民处于被统治地位，剥削阶级不可能允许农民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要求。无论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都不会建立农民的充分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可能给予农民真正政治参与的权利和参与的机会。 农民的保守性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农村政治发展甚至国家政治的发展。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农业人口占多数，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而农民的发展则是重中之重，也就是人的发展。农民的教育水平偏低，生活贫困，沉重的劳动负担，农民的分散和彼此没有社会关系使他们不可能有条件去过问政治，所以无论统治者是谁，他们依然是他们自己。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治。农民的保守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间歇式的农民战争只是表明农民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改朝换代之后的农民依然是小农的农民。同样，在典型的农业社会印度国家中，农民处于同样的保守状态。1830年，英国在印度的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在论述印度村社的特点时深刻地说明了农民的政治冷漠：“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系而自立。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崩溃；一声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 农民的这种保守性在国家现代化发展阶段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成为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西方政治发展研究者把农民和农村社会划为传统的范畴，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是传统人向现代人（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然而，农业社会政治发展的事实表明，农村政治发展不可能向现代化学派所简单描述的那样，这其中必须克服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保守性。在现有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互动中，必须首先有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只能由农民自己来消灭。 总之，无论是农民的革命性还是农民的保守性，均来自于农民为争取小块土地而表现出来的私有性。当社会革命维护了农民的这种私有性时，农民就支持革命，表现出革命性。当社会革命不利于农民的这种私有性时，农民就转而反对革命，表现出保守性。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农民从维护小农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历史发展的未来是趋于保守的。但从农民力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农民最终是趋于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