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该怎样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今天，在这些先驱们走过的田埂上，正留下新探索者的串串脚印。 1980年代，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所引发的问题多。中国8亿农民的人地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张，恢复后的小农经济依旧一盘散沙，村社衰败、小农破产初露端倪。那时，包括温铁军在内的一群从事农村研究的知识分子冷静地进行了一个全国范围内涉及土地制度、相关组织建设、市场流通、金融和乡镇企业五大内容的乡村实验。 然而，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如此迅速，当实验者们碰到越来越多的操作困难时，他们也面对着宏观背景剧变的挑战。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业化加快，ＧＤＰ持续走高，国内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外资大举进入……然而，两极分化却在加剧，城乡差别被拉大。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乡镇企业大量倒闭，农村高利贷大面积发生，流动人口犯罪占社会人口犯罪比重持续上升，农村治安事件数量开始超过城市……在1993年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八七计划”时，8000万贫困农民还大多滞留于乡村。1990年代末期，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3000万，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的城市边缘贫困人口却上亿。终于，新的提法——“三农问题”频繁出现。 社会的变迁，使今天的实验者们在关注乡村建设运动时，不得不在思维、行为方式等方面重新审视中国农村问题，重新探求乡村建设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应该被称为“新乡村建设者”。 2000年，新世纪的开始，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周鸿陵进行的天村实验第一个项目——沙洋县基层民主培训在年底顺利落下帷幕。培训的内容涉及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而当天村实验越来越多受到广泛关注时，致力于乡村实验的又何止他一人。《新乡土中国》一书的作者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洪湖成立了老人协会，期望以此发挥老人指导村民事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重建村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温铁军3年前开始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建中心实验基地，在他给出的基地蓝图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从周鸿陵到贺雪峰再到温铁军，他们的理想和事业与重建乡村紧紧联系在一起。 尽管各自选择的切入点不同——贺雪峰希望在怎样使农民更幸福这样的哲学终极目标上多做些事情，周鸿陵希望通过引进民主制度、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来探索解决转型困境的途径，温铁军则索性要建立一个乌托邦，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和他们的前辈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一脉相承的是，现在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其实并不仅仅指向乡村。在《经济观察报》对他们的采访中，这些“新乡村建设者”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重建乡村改良中国的理想展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也遇到困难和挫折。没有人准备速战速决，每个人都准备打持久战。和土地贴近让他们保持了学术上的冷静，但共同溢于言表的是执着和关切。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学到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他们成为乌托邦分子的勇气，”哈耶克1949年写到，“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因此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而这种舆论使那些目前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