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天在贵刊上看到一篇关于新乡村建设试验的报道，感慨良深。文中介绍了贺雪峰先生的老人协会、周鸿陵先生的天村试验和温铁军先生的诺亚方舟构想，十分钦佩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 贺先生希望通过老人协会来改善青年农民对未来的预期，来愿意做一些善事，放弃享乐型和即时型的消费，从而来实现农民终极目标的上的幸福；周先生想通过引进民主制度，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来探索解决转型期困境；温先生则尝试要建立一个人、动物、自然协调共存的乌托邦。但是正如温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雄心勃勃的改革试验逐渐式微，已经很难推进了”，因此要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新乡村建设的目标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问题的关键。 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基督教和现代工业革命（罗素语）。前二者是整个西方精神文明的根源和动力，是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等一切上层建筑的逻辑起点；而现代工业革命无疑是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最大功臣。如果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放在这样一个框架内与之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我们的很多努力和尝试离问题的核心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同时也是包括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没能长久进行下去的主要缘由。但是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甚至更多的前进。 如果把农民的幸福分为精神上的愉悦和物质上的丰足这两个层面的话，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农民究竟遇到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在市场经济冲击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缺失的双重影响下，农民就只能靠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观念来慰藉平乏的精神生活，来试图回答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了。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生了病不去看医生而去求神仙，为了自己的一时享乐而不善待老人，十几岁的孩子不让去上学而让他们早早的充当劳力，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淡化……。虽然这当中有很多是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道德的无知双重因素共同造成的。 在这种精神食粮缺乏的时候，以感性论为依据的利己主义论理学就大行其道了。任何一种迷信思潮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农村就不足为怪，正如一个几乎真空的容器，只要它能够得着，任何靠近它的气体它都会被毫不犹豫地吸进去一样。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还是引进西方的文明来填充这个几乎真空的容器是个急待思索和尝试的迫切问题！ 另一个可以决定农民能否幸福的因素便是：农民的物质生产力。如果他们始终接受的只是最单薄的教育，如果他们一直维持现有的劳动生产效率，如果对农村的投资一直增长缓慢，如果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加以强制控制……那么农民生活的丰裕程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而由于他们经济状况得不到改善，他们又极难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高教育水平，来提高劳动效率，来增强对农村的投资，来主动控制人口的增长，这便是一个恶性循环。解决这一难题的入口我个人认为应当首推教育。 关于农村的民主选举是应该得到极力赞同的，尽管它遇到了很多不可回避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阻碍。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所说得那样，正是因为广大农民不懂民主，不会使用民主，所以才更有必要在农村推行民主，就好比一个不识字、不懂文化的人才更有必要进学堂读书。构成农民幸福的两个层面的要素不能通过其他阶层对农民的怜悯和良心发现来实现，而必须是农民通过自己的选举权来决定。来决定他们的文化、道德取向，来决定他们应该享受的教育程度，来决定对农村的投资的增加……。任何新乡村建设的尝试都少不了农民自己作为主体的参加，以及外界的指导和配合，而不能是恰恰相反。农民必须也只有通过自己的选举权来选择自己的幸福。 但是在农村推行民主最好还是和其它方面结合起来同时推进，要不然像印度农民那样，虽然享有选举权，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依旧生活在贫困当中。选举权只是实现农民当家作主的一个手段，而要真正地让农民尊严、体面的活着，还需要从更深和更广层面来思考。正如康德指出的“人之所以尊严和崇高并不是他达到了所追求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就是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