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难在哪
本刊记者
基础设施太薄弱
农民增收不容易
记者在安徽省滁州市基层采访时，当地干部群众对“一号文件”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实表示了疑虑。南谯区杨饭店村支部书记李登卫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显现，可到现在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关注点在大型水库、堤坝建设上，可是小水库、小水电站也直接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现在县、乡财政都是吃饭财政，没有什么结余的钱支持农村基础建设，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还得发4个村干部的工资。现在的状况是每年靠集体经济收入和一事一议只能筹集到4万元左右，捉襟见肘，修了路就不能修塘，即使全部用于修路，也得一段一段地修，这样下去整条路修好得等到猴年马月。
六安市三十铺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任重说，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对农民来说，种田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农业是弱势产业，需要扶持。最关键的是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业风险。去年粮食是涨价了，按理说农民应该得利，但天灾的损失远远大于粮价上涨带来的好处。再加上粮价上涨引起的化肥、农药的涨价，去年种田肯定是亏本的。为什么？问题出在农业的基础设施太差，农业成本高，加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这几年国家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投入很大，这是应该的。但也不能忽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目前基础设施中最严重的是水利设施不配套。
农业大县财政紧
有心无钱难办事
“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是中央当前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对农业大县来说，要做到这六个字，十分不易。河南省汝南县县长崔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凡是农业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县乡财政捉襟见肘。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只有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才能把“一号文件”真正落到实处。因此，崔流认为，中央应在“一号文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配套文件，对农业大县实行财政倾斜政策。
据介绍，汝南县有114万亩耕地，去年财政收入为9811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5700万元。今年如果农业税税率再降三个百分点，县财政又将减收二三千万元。“在干部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农业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崔流告诉记者，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县财政都是在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除了向上级争取项目时匹配点资金，这几年来，县里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大宗投入几乎没有，税费改革后，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又被取消。对拿钱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县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崔流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只有工业化水平提高了，传统农区才能有更多的钱向农业投入。
县财政如此，乡财政如何呢？三桥乡乡长李里仁告诉记者，去年该乡农业税收534万元，地方工商税收36万元，除掉被县财政扣去、统一发放的教师工资，乡里只剩下90万元。全乡“七站八所”加一块，有183人，把自收自支的一块再去掉，每年还需工资107万元，赤字17万元。“出力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干，出钱的事情乡里实在是干不起。”说起对农业的投入，李里仁无奈地告诉记者。
三里店乡乡党委书记安永生的日子更难过。该乡共有机关工作人员212人，实际上班的186人，另有超编教师76人，收支相抵后，去年乡财政缺口达70万元。农历腊月二十二，安永生到三里店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20万元给乡干部发工资。“如果让说实话，乡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仅限于上级要求预防禽流感时给村民买点消毒用的白石灰。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中国最基层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安永生认为，国家要想稳定粮食生产，光靠一家几十块钱的补贴，根本吸引不了农民。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投入，壮大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实力，而不仅仅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只有加大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进程，才能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比，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干部观念和政府工作重心要转变
2004年4月9日，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集中发放粮食补贴。53岁的村民刘汉泉种了4.2亩田，按早稻补贴每亩８元、良种补贴每亩10元计算，可以领到70多元。他感到很兴奋，可对县里发放补贴的方式又感到不解。老刘摇头说：“太机械了吧，为什么非要带身份证或户口簿签字，村里就这些人还不认得吗？”
安沙镇财政所长方建奇对记者说，为了防止基层干部截流挪用两补资金，确保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县里才制定了这般周详的计划。据记者了解，在粮食补贴发放过程中，基层干部各种心态都有，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村组都有出于客观原因的考虑，有的想拿补贴抵扣村民历年欠缴的农业税，有的想拿来兑付拖欠了多年的村干部工资，还有的则是想把这些补贴留作下半年的农业税上缴。毕竟，“从农民手里收粮收钱实在是太困难了”。
衡山县委书记钟再群把这些现象归结为“观念落后”。钟再群说，看到有的农民拿到粮食补贴后“受宠若惊”的感觉，更让自己感到这几十年来“给予农民的太少了”，只顾着收农民的钱了。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基层干部的观念不一定能马上跟上形势。“一些同志可能认识不到，发放补贴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一项政治举措，是刺激粮食生产、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手段。”就拿这个县来说，虽然县里一再强调发放粮食补贴的政治意义，要求“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还就地免了一名工作不力的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但现在全县发放到位的补贴也只敢说在百分之九十几。
“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对两补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意见最大。”据钟再群介绍，由于村民历年欠村里的上缴款总额普遍较大，在中央逐年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刺激下，农业税收取难度也越来越大。一开始，少数村干部们都把两补资金看做抵历年陈欠的一根救命稻草，对两补直接发放颇有微辞。
记者在长沙县还听到了乡村干部的一种牢骚：2002年才搞的农村税费改革，要求基层足额征收农业税，今年又降税率又发补贴，政策变化太快了，“上面肯定是对的，老百姓的反映也是对的，最后都错在基层干部身上”。
津市市李家铺乡青乐村村支书鲁丙协说，由于村民欠缴农业税2万多元，这几年全村所收“一事一议”费人均15元，多数都给乡里垫交了农业税，这次的直补资金1.9万元似乎应该用于公益事业。“农民领个几十元的补贴最多兴奋一两年，如果修座大一点的水库，则可以兴奋上一二十年。”长沙县财政局副局长王建也持此种看法，他认为，每亩补贴一点钱从经济效益上讲是“撒胡椒面”，长沙县两补资金总额有1000万元，如果把这些钱集中起来解决一两个诸如水利建设、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问题，资金发挥的效益会更大。
一些基层干部提出，“一号文件”虽然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有明文规定，但如果没有相应的专项配套资金，也许只是充饥的“画饼”而已。因此要改变的还应包括中央财政支出预算的“传统观念”，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紧缩财政开支，减少非生产性的、政府运行成本方面的支出，以保证农业等基础领域的资金需要。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政府工作重心怎么转？今年以来，衡山县长江镇改革了乡镇干部包村负责制，由以前的干部下派改为双向选择，农民可以自己选择镇驻村干部。这个镇还实行干部农情失察追究制，已有3名干部受到通报批评。“抓农情就要了解农情。”长江镇党委书记聂水平说。他表示，今年禽流感期间，驻村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慰问农户、发放资料、引进农技人员讲课。“以前干部只有收钱才去村里，现在要求多往村里跑。”
编辑点评：尽管税费改革后，每户农民领到的补贴可能只是为数不多的一点儿钱，但各级政府实在不该动也不能动这笔资金。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们“给予农民的实在是太少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0 17:22:52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