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部门咋作为
本刊记者
要改善农民创业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对税费改革后负担的减轻表示赞赏，但所有人又都对目前各部门存在的乱收费感到无可奈何。
河南省汝南县三桥乡辛庄村民刘鹏申，刚在村部旁边开了个磨面坊，各种收费就接踵而至。这个磨面坊为村民磨一袋面粉，只挣不到两毛钱，但每个月竟要交地税50元。而工商所除了每月要收他30元管理费外，还要收15元的市场管理费。再加上其他临时的收费项目，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磨面坊，每个月竟要交各项费用上百元。
一个叫刘敬全的村民说，乡镇工商所、税务所的面包车没事就在各村转悠，他们连卖针头线脑的也不放过。有一次工商所看到一个挑担卖豆腐的，开车撵了人家几道街，硬是收了人家30元的市场管理费。其实人家也就是走村串巷卖豆腐，根本就没去过乡里的市场。
魏庄村村民王立春，在村口公路边开个烟酒店。除了营业执照外，光烟草、盐业等各种经营许可证就办了七八个。这些证都是每年一换（年审），换一次少则30元，多则上千元。像烟草局颁发的烟草专卖许可证，除了要收50元办证费用外，还要另交1000元押金。最让人眼花缭乱的，还是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工商费每月120元，市场管理费50元，国税、地税一月各200元，卫生费一年280元。除了这些每月都有的税费外，还有不定期的，比如说订本杂志，买个挂图，啥时要钱啥时都得给。此外还有物价、质监、环保、卫生、计量等部门，冷不丁啥时间就转来了。来了就说你这不合格，那不合格，这是假的，那是假的，只要你给了钱，马上就都合格了。有一次卫生局来收卫生费，张口就要350元，王立春赶紧每人给他们一盒白沙烟，马上就降到了280元。他们有时给开票，更多的时候不开票。他们不想开票时，只要你一说开票，罚款马上翻番。
“现在我都成条件反射了，只要一看见有戴大盖帽的从面包车上下来，就知道又要破财了。”“中央文件说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但在农村，有些部门简直是“罚家治富”。
王立春气愤地说。最让农民气愤的，是外出务工的环境不宽松，在城市受了气没人管。三桥乡雷屯村民组62岁的杨娃说，到城市打工，出力不怕，最怕的是碰见黑心老板。去年秋天，杨娃和老伴一块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1团拾棉花。当时双方谈好了，报销单程车票，拾一斤棉花给0.55元钱，饭费每月扣50元。没想到一到新疆，他们就开始坑人，41公斤一袋的棉花，用他们的磅一称，只有17公斤。计算报酬时，自然是以他们的磅为准。杨娃两口子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十月十七日到家，累死累活拾棉花80多天，只得到了1500元报酬，再除掉每人每月80元的饭钱，280元的车票，到家时两个人总共只剩下100元钱。也许正是由于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不宽松，记者采访时，几乎每一个外出打过工的农民都对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事赞不绝口。
要创新涉农服务机制
“一号文件”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已初见成效，但是否起到长效，现在还不能想得太好。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党委书记郭奔胜提出，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改革或出台一系列深化农村改革的配套政策。他认为，现在的农村金融政策已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科技服务一盘散沙，农民缺乏科技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喊得多，做得少。
对此，山南镇馆东村养猪专业户王志菊感同身受。王志菊家一年出栏生猪20多头，每头猪能挣150元到200元纯利，这样一年仅养猪就能增收三四千元。另外，猪粪可以施肥，既减少了化肥的投入，又改良了土壤，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但当记者问他，既然养猪能挣钱，为什么不多养一点时，他说：“我也想再把规模扩大一点，但手头没资金，又缺乏技术。养多了，一旦遇到疫病，那怎么办？农民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两点。”
王志菊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养100头猪，小猪崽每只200元，就需2万元。另外，还有猪舍建设、饲料周转金，少说要4万元起步。但对于我们农民来说，一下哪来4万元？从信用社最多只能贷到500元。
郭奔胜说，现在农业银行对农民不贷款，农民要想发展生产只能依靠信用社，但如今信用社不扶农、不支农。关键是当前的金融政策和体制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信用社要求信贷员放多少必须收多少，包括利息，而且必须在当年的12月31日前连本带息还清。再说，即使农民能贷到4万元，一年内也无法还清，因为第二年还要发展生产，还需要资金周转。第三年才能还上贷款，这还不包括市场风险。
据农民反映，目前信用社的贷款利息是一分二厘，是农业银行利息的三倍。王志菊说，按理农村信用社应该为农民服务，利息应该比农业银行低才是。此外，在信用社贷款要凭关系，没有熟人，不请客送礼，就贷不到款。跑断腿，磨破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农民贷款难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湖南省。去年，津市市李家铺乡青乐村村民王克兴申请小额信贷的月息为6.63‰，今年3月贷到1万元小额信贷，月息已升至8.825‰，等于是年底要还1.1万多元。王克兴搓着手说，这个利率还是有点高了，“民间借贷也只要六厘至八厘”。住在长沙市郊的宁乡县回龙铺镇白云村村民陈长华的“运气”似乎要好一些。去年他办理小额信贷的月息为6.3125‰，今年贷了8000元款，月息为6.6375‰，只上浮了一点点。
但是，津市市农村信用联社制定的利率并未违反政策规定。联社负责人说，今年放贷的月息8.825‰，折合年息10.62％，“刚好是人民银行规定的最高浮动限额”。他解释说，利率调高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经济欠发达，存款余额总量不是很大，限制了放贷的总盘子，二来是为了调动基层信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是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之一，金融部门可适当提高利率以调动放贷积极性。但造成的困境却是，越不富裕的农民融资成本越高，这种符合“效益原则”却不符合“公平原则”的现实安排，凸显了经济落后地区求发展的被动境遇。
此外，农村的科技服务现状也不容乐观。王志菊说，我养猪已好几年了，镇里的农技人员从来没来过。现在发展农业生产，没有技术根本不行。养鸡鸭鹅，害怕禽流感，养猪牛羊害怕口蹄疫。现在农民搞养殖、种蔬菜，完全是自己琢磨，从书本上学一点东西。
郭奔胜说，现在乡镇农技站无法发挥农技服务的职能，他们所搞的仍然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农技人员仍把自己当作行政干部的身份，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另外，客观情况一是乡镇农技站三两个人，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二是服务要收费，现在农民还不富裕，要农民花钱买技术不现实。
他说，当前科技服务对农民的产业结构调整至关重要，可以说科技服务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无论是养殖业还是种植业都是如此。如果农民把现在的副业，变成今后的主业，农业增收就不是大问题了。科技服务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把农村的科技服务体系建立起来。比如，对养殖业重在预防，对种植业要提供优良的种子。
谨防涉农部门攫取农民利益
当然，各地的涉农部门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为农民提供各种切实可行的帮助。每月上旬，湖南省津市市国税局的征管员李先锋、朱文双便开着车下乡为农民办理涉税事务，他们还免费给农民提供普通发票，以方便农民销售一些免税的产品。这是津市市国税局采取的便民措施之一。
津市市国税局纪检组长陈静琴说，以前农民扎个扫把，要征6％的增值税，杀头猪要缴屠宰税，现在都不用缴了。而且，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明确规定了一些对农民的特殊政策，如“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小商小贩不必办理税务登记”，“对市场内的经营者经营的农产品，如税务机关无证据证明销售者不是‘农民’的和不是销售的‘自产农产品’的，一律按照‘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执行政策”，农民朋友高兴地把这叫做“农民待遇”。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一号文件’可谓及时雨，但文件的含金量再高，也得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政府部门再配置落实到农民头上，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资金饥渴症，任何利益的调整或资金的下拨都可能让这些权力的削弱者再次找到寻租的机会。因此要谨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陷阱，继续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同时，在现有的体制下，‘含金量’高有时也会强化部门利益，如何防止涉农部门攫取农民利益，也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编辑点评：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政府涉农部门责无旁贷。涉农部门必须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抓好国家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各项政策的落实，确保农民增加收入，降低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不能给农民增加不合理负担。因此，各地应该采取过硬举措坚决遏制农资乱涨价，杜绝涉农部门向农民乱伸手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