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收，呼唤长效机制
本刊记者
“一号文件”使农民增收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种粮及其农民增收的好政策，但“一药不能医百病”，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应该立足长远，从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跳出“三农”抓增收
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王永苏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城镇化。
王永苏认为，粮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但相比较而言，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它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较低，自然约束和资源约束都比较大。尤其是在我们国家，13亿人口中，70%以上是农民，大多数地方人均只有一亩地。如果仅仅就农业抓农业，靠这人均一亩耕地，要想实现小康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有另一手，就是跳出“三农”抓“三农”。何谓跳出“三农”抓“三农”，就是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民数量。
王永苏说，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投资收益的最大化。种地收入高就种地，进城打工收入高就打工。市场通常是按照投入产出率、投资回报率来配置资源的，农民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所以，哪挣钱多往哪去，哪个行业挣钱就往哪投，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有些人老是对此求全责备，说什么农村资金外流啦，农业投入不足啦。但是，道义怎么能抵抗经济规律？如果你光说农业重要，要农民多打粮食。农民会说，我种地不赚钱，光混个肚儿圆，农业重要你咋不干？农民收入低，他的小孩要上学，他要买摩托车、电视机，这些都需要钱。你光说要他好好种地，他能听你的？你能说得过经济规律？因此，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减少农民，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王永苏提出，作为中部产粮大省，河南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有限的财力，在农业上投多少，在工业上投多少，应有一个协调。在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则的同时，又要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原则，都不种地了，万一将来没有粮食吃，群众找政府，政府怎么办？所以，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既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争取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又要用看得见的手，解决市场失效问题，解决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拿出钱来支持农业，搞农村社会保障，搞弱势产业的补贴，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落实“一号文件”，关键要统筹城乡一盘棋。王永苏提出，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是粮食主产区应尽的职责。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但在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时，一定要统筹城乡一盘棋，统筹一二三产业一盘棋。不能光在农业范围内讲增收，而应该把农业看作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号文件”上讲，中央要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增加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河南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所在。河南要趁机上一批粮食精深加工企业，上一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把河南的粮食产业武装起来，让河南的粮食生产上一个大台阶。
基层政权改革箭在弦上
记者在对湖南县乡治理状况进行调研时曾听到“强化”、“弱化”乡镇政权的两种建言：一种认为应完善乡镇职能，解决其条块分割、责权不等的弊病；一种认为乡镇政权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动手术。最近，记者在湖南一些县乡采访时听到的呼声已集中在一点：农业税率调减3个百分点后，乡镇政权的稳固性必然大受冲击，如若农业税取消，乡镇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将受到质疑。
津市市是湖南省最早建立乡镇金库、实施县乡分税制的县市之一，目前已在酝酿撤消乡镇金库。津市市农税局长胡碧洪认为，如果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取消，砍掉乡财政主要收入来源，乡镇政府将不能成为一级政府。
湖南衡山县委书记钟再群等人认为，乡镇政府或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或是村民自治组织，但这又关系到县一级政府的改革和精简问题。如衡山县上个世纪60年代分出衡东县，80年代分出南岳区，如今3个县区110万农民，养3万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南岳区5万人养2000名干部，25个养1个，“这个问题不解决行吗？”津市市李家铺乡党委副书记陈本立说，他们乡只有1.8万人，撤乡并村应是必然趋势。
浏阳市大瑶镇党委书记戴建文说，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应包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农民组织化程度改造、镇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内容，农村的经济制度改革必须与民主、法制相结合，搭建一个符合乡村政治文明需要的基层服务平台。
长沙市财政局局长姚永春说，地方配套改革主要难在机构设置和干部出路问题，行政经费不压减，就保证不了基础领域的投入和相关改革的效果。农业税改到这一步，必须考虑乡镇机构的去留问题了，拖得越久，乡镇债务、干部身份置换成本等问题也越多。当前政府供给应侧重于农村稀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资源，以提高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群体素质，加深政府与农民的互信关系。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说：“中国千百年来政府官员形成的官僚思想已根深蒂固，从中央到地方复杂的官僚体系，徒有虚名的监督，更加造就了基层官员欺上瞒下，不落实、打折落实的坏作风。这是政策不落实的体制症结。”
改革需要创新思路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农村干部群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农村经营机制到了创新的时候。在谈到“放活”时，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农村经营，在形式上已经是无所不活，关键要在内容（机制）上有所突破。安徽凤阳县总铺镇镇长张从安说：“搞活农村经济，就必须搞活经营机制。比如放活土地流转制度、搞活农业资源（水、林业）产权制度等，同时也可大胆放开基层干部手脚，鼓励他们带头创业。”
在离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赵庄的行政村，这里与当年“分田到户”的小岗村恰恰相反，把分出去的1万亩土地重又集中了起来。赵庄有个民营企业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起初提出租种农民土地的设想，由单一种粮转向农林多种经营。在完全自愿、平等、有偿的基础上，2002年，第一批农户与金星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其余村民在观望、等待后，又有两批农户签订了合同。至此，全村95％的农户将自己的土地交给金星公司经营，总面积达到1万亩。
安徽省滁州市委副书记毕美家认为，农村正在兴起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能突破各种体制重围，实现农民增收目标。
首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从经济上能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压力大，因为家家户户生产不一致，不是没有先进的品种，而是第二年就串种了。现在搞农业合作经济条件具备，农民是独立生产者，而且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条件成熟。定远县赤和镇农民自发组织了养猪协会，现在几个乡镇联合起来的好处是：饲料公司给他们送货上门，100公斤饲料可优惠20元，而且还给予小户指导，统一对外推销，增添讨价还价能力。
他说：“初步测算，农民靠组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收入至少能增加20％。”
毕美家认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只有集合起来，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同时政府也能将部分职能转移出去，将不该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放手,这样,政府与农民间的摩擦自然减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后政府完全可以退到县级，农村实现‘无为而治’。”
“中国烟花之乡”浏阳市大瑶镇于今年3月19日下发了“瑶发〈2004〉１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土地“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分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要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权转让，让一些有技能、资金和市场的种养殖业大户扩大规模，加速农业产业化。鼓励农民带地入股，参与分红，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等第二产业。镇党委书记戴建文说，改革思路包括，按照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的要求，探索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造为重点、以镇村行政管理体制改进为动力，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编辑点评：随着基层政权赖以维持的财政基础逐渐削弱，乡镇政府履行职能时的功能异化，彻底革新基层政权架构已是箭在弦上。无论是并村撤乡，还是精乡简县，“精”机构与“简”职能都缺一不可，基层政府应该摆脱“管理者”的惯性思维，简政放权，弱化强制性的制度供给，构建一种基于法制和民主基础的官民平衡权力架构，以有限财政实行有限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