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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公务员“带薪下海”

要想富不要当干部从大道理上讲,说得通。意思是当干部就不能发财,发财就别想干部,因此要么就下海别当官又想当官又带薪做不得
[face=黑体]每周特邀嘉宾 评论(1)[/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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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篇评论文章很好,约束一些有权的领导和有权的部门干部是应该的。县以下的官员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让干部带头办企业,他们带薪下海也是对的,而且要大力鼓励。卢立老师的点评很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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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算是把我的两个意见综合了,其实小妮子在后面发的议论完全是有感而发与开头的那一篇算不得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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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田心明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在行政管理领域长期探索与实践的成果。它的建立实现了全体公民进入政府工作和担任官职的权利;它的成功运作开辟了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新时代,并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共同财富。   现代公务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直接产物:政党轮流执政的结果,造成政府所有工作人员 “与政党共进退”,使政府工作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稳定的业务类公务员队伍。由于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产生有其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并且各国相互吸收和效仿,因此,各国公务员制度尽管有许多细微差别,但都具有以下共同特色,体现了现代西方宪政的理念和行政管理的法治要求。   实行分类管理。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普遍实行“两官分途”,即将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与业务类公务员。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由民选产生或由政府首脑任命,负责政党政策在政府工作中的贯彻执行;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多数通过考试录用,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日常业务。两者不得相互转任。政务类公务员的产生和管理办法与业务类公务员不同,两者或者各自独立适用不同的法律,或者在同一部法律中分别独立规定。   保持政治中立。西方国家既要坚持“政党轮流执政”,又要避免“政党分赃” 的腐败现象,因而特别强调业务类公务员得保持政治中立:必须忠于政府,不得带有党派倾向和其他政治倾向,不得参与党派活动,同时其管理也不受政党干预。英国在公务员的内部纪律中规定,公务员“不得参加政党和担任政党机构的官员,或为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不得发表政治言论,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得发表批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等。美国在1883年施行的文官制度法(亦称《彭德尔顿法》)中规定:“文官在政治上必须采取中立态度,禁止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禁止进行金钱授受”,“文官须忠实于政府,对现行政体和政治组织,不得产生怀疑”。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为政党和政治目的谋求接受捐款及其他利益,或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行为”,“公务员不得作政党或政治团体的负责人、政治顾问或有同等作用的成员”。   贯彻公开、平等、竞争原则。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源于近代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在公务员制度中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基本要求。该项原则体现在公务员制度的各个环节上。“平等”主要表现在不能有“与生俱有”的差别歧视,如家庭出身、性别、种族、政治信仰等,但对一定职位所需的技能、资历、学识等资格条件,得普遍作出一定的要求,从而保证平等与竞争的有机结合。美国1979年施行的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保证人人机会均等,经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只根据能力、知识、技能来决定录用和提升”。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一切官职都对考试成绩优秀者敞开大门”,“国民不分民族、信仰、性别、社会身份、家庭出身、政治见解和政治所属关系,在本法面前一律平等”。   实行功绩制。功绩制强调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等其他因素。它要求必须按照公开考试的成绩录用公务员,必须按照工作的成绩提升公务员。功绩制体现了“任人唯能”和“奖优罚劣”的思想,实现了担任政府职位“机会均等”的原则。德国公务员资历条例规定:“公务员的录用、任用、授职、提职、晋升,只能依据公务员的资格、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成绩来决定”,“工作成绩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对公务员的劳动成果所作的评定”。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工作成绩良好者继续任职,工作成绩不好者必须改进,工作达不到标准者予以解职”。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任用,依照本法和人事院规则的规定,根据考试成绩、工作成绩或者其他能力的考核结果进行”,“政府机关首长必须对所属公务员的工作进行定期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采取适当措施”。   保障公务员权利。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都很重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公务员除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以外,还享有保障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权利,主要包括:就职平等权、合理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带薪休假权、辞职权、申诉权等。为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各国一般都在公务员制度的有关规定中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受理侵犯公务员权利的事宜,如英国设有“功绩制保护委员会”、日本设有“公平审查委员会”、法国设有“对等委员会”等。此外,许多西方国家还建立了公务员工会,充当公务员的利益代言人,就公务员的权益问题与政府谈判,如美国的联邦公务员,就有三家工会组织。西方国家通过这种权利保障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行政长官滥用职权处分公务员的行为,维护了公务员的合法权利。 原载:学习时报 ——————————————————————————————————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报道周刊》 [ http://www.mlcoo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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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我有一点不通。为什么我们的‘公仆’下海还带薪,而那些被誉为‘主人’的下岗工人们却要挨饿受冻自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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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这是两个概念 “带薪下海”这个话题本来很大,但我们与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指的是县乡在机构改革中对分流机关干部的 “扶上马、送一程”的不得已之举,主要操作办法是 “带薪下海,三年断奶” 三年以后,是没有薪 的 下岗工人除了大集体的以外,一般也有几个层次的保险保障,国家对这一块搞得很铁。也是很到位的,当然,也只是在一定的年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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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不要当干部”不知此篇文章的作者是干什么的?据我所知在我们这里已经先富起来的有以下十种人: 一是早在1985年前因一些国营或者集体工厂和原县豫剧团解体所造成的第一批由于自己没有当权的关系和门路而下岗失业的职工。这些人是真正的通过点滴的积累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现在不光拥有金钱上的财富,而且还富有经商的头脑和经验。 二是在1993年前后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而精简下来的原物资和商业流通部门的一般干部职工,他们当中大多是原企业的业务骨干或领导,对物资和商业方面的经营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在原国营单位的工作关系,已经建立了比较塌实雄厚的业务关系网和当地的人际关系网,因此这部分人下岗后游到海里是十分的得心应手,并迅速的发达起来。 三是自农村体制改革以来就率先带头发展乡镇个体私营经济的一些农村个体户。 四是党政企事业单位的一些领导或要害部门的或掌握着一定实权的干部和大头干事等。他们是依仗着手中的权利和对国家政策的优先洞悉优势,一方面鼓动自己的家属子女经商取利;或是暗中参与或帮助他人(也既现在说的官商结合)从中取利。 五是在银行工作的一些官员或能掌握一些放款权限的职员。 六是在国家工商、税务有着一定职权的公务员 七是公检司法等要害部门的一些官员及衙役 八是县级医院有一定名望的医生 九是一些建筑承包商 十是本地的原被普通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号称地痞无赖的流氓混混。 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靠自身辛勤劳作发展起来的只占40%,其余的大多是依靠者党和国家人民赋予的权利,从中官商、官霸相结合投机取巧、欺行霸市以及不惜牺牲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而暴发起来的。你能说‘要想富不要当干部’吗? 俗话说:三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虽说是古老的歌谣,但我看比起现在的县知府还差的很远。就是和那些八九品甚至无品的乡镇级和要害部门的衙役们相比也是望尘不及的。 一个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员你能知道他的年灰色收入是多少吗?(真正的国家应发的工资了了的,全部加起来月不过500多元)而一个县财政预算股和拨款股的一般职员一年的灰色收入是多少?还有分管民政救济拨款的职员,工商、审计部门分管企业登记注册验资的职员,还有检察院、法院以及计生委的分管二胎生育(有时第一胎生育)的职员一年下来都肥的流油,就别提那些处于领导岗位的主要干部了。 我所说的这些现象,可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大有人在啊。老百姓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却是敢怒不敢言。别提上诉告状,弄不好轻者你要挨打受气、重者你会遭受劳役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因为这些为官掌权者是黑白两道统吃的。不能用正当的国家法律整治你,就会雇佣社会上的哥们收拾你,因此,不怕你去告。这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地痞流氓混混能一夜发迹的原因。所以说,老百姓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不服不行喽!!! 无怪乎,现在的老百姓都暗地里骂哪些腐败干部---不是个好东西;而且在教育孩子时念念不忘说:儿啊,乖啊,好好学习,长大当局长、做大官啊。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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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官员,都是两个层面。领导是一个层面,干部是一个层面;官是一个层面,员是一个层面。领导和官的下海比较有谈头。
只要心情蔚蓝,水也蓝天也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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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楼主的文章,是我禁不住想起儿时的歌:大官老爷坐大轿,小官老爷骑驴跑.中国的官本位本身就是根深蒂固,试问君可曾见那位大官骑着除了铃铛不响那里都响的自行车上班的,可中国为生计奔波于市井街头扯皮呐喊的大有人在.公务员下海有着自身优势,可谓上有关系,下有经济,在讲究人情的中国,这就是财富,甚至要比你投资还要实在:关系就是资本!公务员在上边滚打了多年,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至于带不带薪是次要的,关键是你的门路是不是硬,你的关系网够不够大,既然都下海了,还看的到每月那几百元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8-3 17:45: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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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前世来生——公务员官商不分引发争议   最近,官、商身份不清的话题再度大热。   四川省委组织部最近的一则举措大快人心。该省近日清理出423名下海办企业的公务员,要求这些双重身份的“官商”在限定时间内做出去留选择。人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往往忽 视了一个细节:省委组织部还废除了该省25个允许国家公务员经商办企业的地方性文件和办法。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这25个地方性文件和办法都具有合法性,曾经冠冕堂皇地鼓励亦官亦商。   “我国以前禁止公务员经商,但后来干部保留身份‘下海’突然变成了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学习。现在又开始禁止了。你说政策以后会不会再变?”安徽省界首市市长王显义这样问记者。他本人不久前还是“官商”队伍中的一员,以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厂长。   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也是颇受瞩目的“红顶商人”。他现在仍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兼任国有企业奇瑞汽车的董事长。面对双重身份引发的争议与批评,不知詹夏来心中是否有和王显义类似的困惑。   当“官”与“商”都突破了自己的界限,“把两个泥人打碎”之后,就变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畸形关系。这种关系会演化出一种潜规则,使得政界与商界的其他竞技者只剩下三种选择:追随,出局,或者继续郁闷而艰难地参与游戏。我们甚至还看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两位一体”,表现为公务员经商,或者商人直接从事公务。乍看之下,“两位一体”,既有冠冕堂皇的形式,又有“制度”一旁护驾。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做法其实更加危险,它剥夺了竞争中的公平,还连带剥夺了人们怀疑与抗议的权利。而这种剥夺是被披上合法外衣的。   但现实是纷繁芜杂的,历史演进的轨迹也并非那么清晰。我们给大家的不是充满道德感和责任感的檄文,而只是两个当事人一段平平淡淡的故事,一段甚至难以贴上“对”或“错”、“好”或“坏”标签的往事或者现实。   不是黑,不是白,这是一个灰色的历史断面。   回首以前的经历,王显义认为自己唱的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灰脸”。   他本来是做企业的,无心走仕途,却仍把一只脚踏了进来,还被推到了市长的位置上;当他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候,又被拉去管理企业。最后,当他怀疑自己是否更适合做一名“全职企业家”时,组织再次明确把他定位为“官员”
寻找回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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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长的“官商”样本   撰稿/王巧丽(记者)     中纪委展开调查   7月以来,安徽省界首市连降暴雨,内涝严重。市长王显义几乎每天都要下乡视察。但暴雨并不是他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   “天天千头万绪啊!我晚上一点茶水都不敢喝,怕睡不着。即使这样,也总是快到天亮了才能闭上眼睛。”7月23日,王显义告诉记者。前些天,中纪委的同志刚来找过他。中纪委的人来了,到市财政局查账、到沙河酒厂查账,还询问了包括沙河酒厂现任厂长、界首市市委书记在内的不少人。   王显义受到调查的原因是政商两栖。2002年2月,他以安徽省界首市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沙河酒厂厂长,2003年3月辞去厂长职务,不再“脚踏两只船”。他本来以为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不料又在2003年下半年被人翻了出来,成为媒体议论当前“红顶商人”现象时不会绕过的反面例子,并且惊动了中纪委。   中纪委的调查重点是他在兼职期间有没有腐败行为,主要包括是否从市政府和沙河酒厂领取双份工资,以及是否在酒厂报销一些不该报销的费用。他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离开界首市时,中纪委没有给他一个具体的调查结论。   “现在大家对‘官商’的讨论很热烈,认为官商一定和腐败有联系,对兼职过的干部进行猜测与否定。但有些人是不是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了解,对经济发展、政治观念发展的不平衡不够了解?”王显义用不太确定的口气问记者。   回首以前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唱的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灰脸”。在我们讨论现实问题时,不要忘记吸取过往事件中的教训,也不要忘记转型期的无奈和权宜。   还有一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他一共有两次做官商的经历,而不是一次。      首次兼职为荣誉和“保护伞”   安徽省《决策咨询》杂志社的孙东海副主编说,安徽省的“官商”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好,政府为了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中兼职。   还有一种就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中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大厦于将倾”。   王显义的两次兼职生涯中,第一次是“政治待遇”,第二次是“挽大厦于将倾”。   第一次兼职发生在1995年,那时他担任阜阳化工厂的厂长,同时兼职市化工局副局长,也算一段名副其实的“官商”经历。   在王显义当时的理解中,兼职是种荣誉,是政府对自己在厂里工作的肯定。当时在内地,“官本位”的思想非常严重,企业家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兼职之后,他觉得老百姓对他的尊重程度提高了很多,这让他很开心。   他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当时,全国每个县市都只有一家化肥厂,加上政策限制和化工行业资金门槛比较高,他所在的厂子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谈不上不平等竞争;在税收上,国家对化肥厂一直实行只交所得税、不缴增值税的做法,所以也谈不上争取特殊优惠政策。   根据他的体会,兼职最显著的好处是和职能部门打交道方便,使他们在设置门槛和胡乱伸手时有所顾忌。在政府凌驾于企业之上、把企业作为“第二财政”甚至某些官员私人的“小金库”之时,企业一把手在政府的兼职常常能为企业营造较好的生存环境。   王显义觉得,国有企业今天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困局在经济上的表现。一个没有做过企业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和职能部门打交道有多难。职能部门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也能为工厂设置门槛,让人头疼好几天。从税务到审计,每个月到要到厂里查一次,他觉得不胜其烦,干脆找人把账本搬到了厂长办公室来做,省得搬来搬去麻烦。   至于和领导打交道,就更得看别人眼色行事。   有一件事王显义一直记得很清楚。一次,他所在的企业为争取澳大利亚政府贷款项目,需要财政局领导签字,然后送到外经贸委批。这笔贷款有180万美元,利息低、条件优惠,对当时急需资金的化工厂简直像是一场及时雨。上面领导都已经签过字了,就差财政局这一道手续。   当他拿着报告到财政局时,领导正在开会。领导招呼他坐下来,在旁边等。坐了好大一会,他把报告推给领导,希望领导签了。领导拿过报告看了看,没有理他。又一会儿,他又推了过去,被领导瞪了两眼。他小声解释说,错过会非常可惜。由于要赶当天晚上的火车去北京,他十分着急。   领导生气了,就把报告扔在地上,当众狠狠斥责他:“你企业8年贷不到款,关我什么事!”   王显义说,那个时候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卡”企业、向企业“吃”“拿”“要”是普遍现象。他有了化工局副局长的头衔以后,职能部门此类不规范的行为收敛了很多,因为和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的头头脑脑经常有机会见面,相处就容易了很多。   到调任界首市市长之前,王显义“没有觉得兼职有什么不好”。   王显义认为,现在企业老板在政界兼职,实际上仍然有为企业寻求“保护伞”的考虑。在很多地方,企业与职能部门的关系仍然没有因为中国加入WTO发生根本改变。   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随着政务日益公开透明,政府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小,“伤害”企业的机会也会减少,而企业领导人也会因此感到兼任政府职务只会徒然牵扯精力,得不偿失。   他多年的朋友、临泉县化肥厂厂长张兆振已经决定不久之后激流勇退。张兆振另一重身份是临泉县兼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在网上可以找到他部署追捕歹徒的报道,也能在与化肥有关的项目中找到他的名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兆振坦言自己对政务并不感兴趣,还是做企业充实些。他希望自己做一名“职业企业家”。以后就算参政议政的话,也只需要加入人大或者政协,而不是兼职做一名体制内的官员。    “两头耽误”的第二次兼职生涯   界首市市长办公室的马亚洲告诉记者,到沙河酒厂兼做厂长并不是王显义的主动选择。市委主要考虑到王显义懂经济,有长期在工厂的管理经验,认为他是挽救沙河酒厂的不二人选。   在芜湖市政府网站一则招商引资的广告上,王显义的名字现在仍然和沙河酒厂连在一起。从“国有独资大型企业,总资产5.03亿元,占地23.3万平方米”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不难想象它在界首地方经济中的分量。   据了解,沙河酒厂原名为安徽省界首市酒厂,始建于1949年8月,曾被评为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是安徽工业支柱企业之一。在鼎盛时期,该厂有职工4000多名,年销售收入达到8亿元人民币。   2002年年初,市委提议王显义接手酒厂时,该厂年销售收入才剩下1000万元。酒厂濒临破产,不仅产品没有销路,还和市里多起经济案件有牵连。   到沙河酒厂的第一天,他刚进门就被几百号工人围住了。工人们有要工资的,有要补助的,有家里没钱修房子要救济的,还有来看热闹的。   王显义先大声解释。后来有人拿来一个电喇叭,他就对着喇叭喊了起来。这边还没有解释好,那边酒厂上一任厂长已经被另外一批工人围了起来。工人们群情激愤,要动手打原厂长,场面混乱不堪。   从早上8点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2点钟,他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   “厂长和市长虽然都有一个‘长’字,工作性质却有本质的不同”,王显义说。这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是哪怕花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也不一定能干好的,更何况是“一只手按住两头”。   刚开始那阵子,他花在酒厂的时间比在市政府要多,一心一意想尽快为酒厂理出个头绪。但市政府的一些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开市长办公会议、参加常委会和班子会议、党组织民主生活会,还有下基层视察、接待上访等等。   两边工作冲突不断。有时候正在酒厂和工人谈心,市里面打过来电话要他回去开会参与决策;有时候正在基层考察工作,酒厂里又会因经营管理问题急着要找他。他经常恨自己分身乏术。   界首有一句土话:“城里乡里都耽误。”王显义很担心自己“两头跑”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还吃惊地发现,政商一肩挑对企业的发展还有不少害处。   在企业内部,一个任期短暂的高层领导是难以真正开展工作的。工人人心不稳,中层干部更是四分五裂。这样不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还“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制造机会”。   另外,对企业来说起关键作用的是客户和投资商,他们同样会认为企业状况不稳定。在中国的厂里,政策通常缺乏延续性,下一任厂长不一定买上一任厂长的账。客户一定要等到高层稳定下来,才肯说事。   市长兼任厂长的另外一个坏处是容易把客户和投资商吓跑。他们看到担任厂长的竟然是市长,就不敢来和厂子做生意了,担心自己的正当利益在当地受到了侵犯之后,没有办法寻求保护。   “现在随着观念的改变,客户和投资商认为我们很‘另类’,没法和我们公平交易。”王显义感叹。这意味着,即使他可以稳稳当当长时间在酒厂兼职,他的市长身份对该厂的发展仍然是一柄可能伤及自身的双刃剑。   而站在全局角度,市长兼任酒厂厂长对建设当地的经济生态环境也不利。他们倒不担心市长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沙河酒厂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造成不公平竞争——政府“恨铁不成钢”,又舍不得为企业“断奶”,给沙河酒厂的政策已经优惠到顶了。   他们担心市政府会因此耽误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的机会。王守义介绍说,界首在三四十年代素有“小上海”之称,是中原地区唯一一个日军没有侵略过的县份,当时很多四川、上海等外地商贾避难此处,为当地留下了浓厚的重商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人被压抑的商业热情被激发了出来,抓住当时商品供不应求的特点,迅速积累了不少财富。界首“沙河王”系列白酒、“奇安特”运动鞋、“芬格欣”FE功能口服液,GA488机油泵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叫得响的牌子。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过去那种“呆在厂子里数钱”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界首企业在经受着新的考验。这些厂子有的仍然在不断进步,深深感受到了竞争的艰辛;有的因为当时乱花钱、乱投资,无力应对新一轮技术改造的要求;还有的已经积重难返。   他们都在期待着王显义。     “桥归桥,路归路”   和职工深入交谈之后,王显义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把酒厂鼎盛时期口碑甚好的老厂长请了回来;二是请一个在营销上很有一套的年轻人来做销售经理。   两人都到位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呆下去,已经很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了。在2003年3月,王显义“剥离”了自己的厂长职务。   王显义认为,政府领导人在企业兼职的现象也许在不久之后就会绝迹。首先,政府领导人简直越来越难为企业带来明显的好处。产权不明晰、缺乏合适的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等体制性问题严重拖了国有企业的后腿,现在已经到了不动大手术就难救活的地步了。   另外,随着国有企业转制的转制、并购的并购、破产的破产,能够让政府领导人兼任的职务已经为数不多了。   界首市原来有3位“官商”知名度比较高:除了市长本人曾兼职沙河酒厂厂长之外,还有一个是界首市民营企业天安集团董事长张超彬兼职市政协主席;另一位是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彭杰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   但如今桥归桥,路归路,这3个人都不再拥有“双重身份”了。张超彬到了年龄已经退休,彭杰则不再担任政府职务,一心一意做企业去了。   对王显义市长来说,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为企业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是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他需要把一碗水端平。   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本来是做企业的,无心走仕途,却仍把一只脚踏了进来,还被推到了市长的位置上;当他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候,又被拉去管理企业。最后,当他怀疑自己是否更适合做一名“全职企业家”时,组织再次明确把他定位为“官员”。   王显义还告诉记者,半年多来,在新的领导班子主持下,沙河酒厂逐渐有了起色。但经过多年滑坡,一个酒厂想真正收复失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仍然在关心着酒厂的发展,偶尔还会怀念在酒厂一些有限的快乐时光。-  
低头转帖,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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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夏来:“官商”争议   撰稿/王巧丽(记者)     市委书记兼任董事长   7月中旬,一则消息在安徽省芜湖市不胫而走,并在当地的政界、商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中纪委找过詹夏来了。   詹夏来是芜湖市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集团董事长。据了解,中纪委此次南下安徽,也正是冲着包括詹夏来在内的一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来的,主要调查这些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   同时,在海内外媒体对政商关系的报道与评论中,“詹夏来”这3个字俨然成了“官商”与“红顶商人”的代名词。这位芜湖党委“一把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奇瑞奇迹”的缔造者,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安徽省政府工作人员说,关于詹夏来的话题十分敏感,一是因为詹夏来身居政府要职,不好轻易评价;二是因为他本人确实很难被简单概括和归类。   这名工作人员说,詹夏来的公众形象几乎和芜湖的另外两位名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和“小燕子”赵薇一样受到争议。   但他认为,从芜湖市的经济发展和奇瑞汽车的发展上,就可以看出此人能力强弱、实干与否。近年来,芜湖的GDP增幅一直在14个百分点左右,是安徽全省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另外,在詹夏来的运筹帷幄之下,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厂奇瑞在正式进入市场还不到3年的时间内,就一跃跻身全国轿车生产企业八强之列。奇瑞以其骄人业绩让当时准备好了看笑话的人大跌眼镜,詹夏来也因此被媒体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汽车英雄”。   在芜湖民间,老百姓对詹夏来的评价却似乎没有多少争议。一名周姓出租汽车司机说,芜湖这两年经济发展非常快,老百姓生活质量也提高很快,在芜湖市很少听到有人讲詹书记的坏话。   芜湖市政府中近来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一名记者来找詹夏来,想针对他“官商”的身份写篇批评报道,但采访了一些人之后立场就有些动摇了。这名记者和詹夏来见了面,到詹夏来的家中作客之后,就返回北京了。   过了几天,他发了一份传真件给詹夏来,是一篇“实事求是的表扬报道”。但詹夏来看了之后,却和这名记者商量是否可以不予发表,原因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不希望用一篇“赞歌”来为自己树立形象,更不希望以此作为对外界批评的回应。   但中纪委的调查与多家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却使市政府新闻办工作人员在考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否行得通。该市政府新闻办岳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最近也在商量该如何反应,只是还没有得到詹夏来的批示。   “官商现象现在民愤非常大,詹书记也确实是身兼两职。但我怎么向你解释呢,他的情况真的和外人想的不一样。”岳先生说。他和记者在电话中就与詹夏来有关的话题谈了近一个小时,但最终委婉拒绝了记者对詹夏来本人的采访要求。      权力入市?   2002年11月,詹夏来曾公开表示,自己和奇瑞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他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在奇瑞的业务洽谈中,有人打着自己的旗号,那么“这种人过去是骗子,现在是骗子,将来永远是骗子”,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扫地出门。奇瑞所有的项目都是公开招标进行的。   新闻办岳先生证实说,詹夏来没有从奇瑞拿过工资,他在奇瑞的角色准确地说是一个战略规划者和一个专家型的顾问;詹夏来的汽车知识使他可以和任何一名汽车专家对话。   他还说,詹夏来没有安排过一个亲戚在奇瑞工作,更不可能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管理层—-奇瑞里面所有的高级经理都是从外地高薪聘请的能人;为了让经营更加规范、透明,厂里甚至还规定不能由芜湖本地人做奇瑞的销售代理。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和芜湖市政府一名官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在我的理解中,‘官商’是那种政商相互勾结、钻空子谋私利的人。詹夏来怎么能叫‘官商’呢?”他有些愤愤不平。   “你说的是在暗处活动的‘官商’,这种现象的害处大家现在都已经明白了。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却把领导干部公开兼任企业职务的当做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不应该反省吗?”记者问。   “反省可以,但不能‘一刀切’。做汽车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不做谁来做呢?再说,我们当地没有多少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企业家,又不能吹一个出来。詹夏来有闯劲,又能干,是最合适的选择”。他接着说。   “那你觉得到底谁应该‘切’,谁不应该‘切’呢?”记者追问。   “这个化肥厂的厂长兼任县委副书记、市长兼任酒厂厂长的,都没有很大意思,而且对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发展不利。这些东西都是低端竞争型产品,应该接受市场考验。但汽车不一样。”他接过记者递过来的一份兼职名单说。   “汽车不是竞争型产品吗?”记者又问。   这名工作人员长吐了一口气,说:“你是对的,汽车也是竞争型产品。可能只是大家站的立场不同,评价标准就不一样了。”   记者转而询问芜湖对奇瑞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问题。芜湖市大街小巷跑的几乎都是奇瑞出租车,这与詹夏来兼任奇瑞董事长是否有关系。   “听说原来芜湖跑的多是黄面包和夏利,后来被政府强制淘汰了,换成了奇瑞。”记者说。   “不是强制淘汰。准确的说法是我们鼓励出租汽车司机开奇瑞,在征收营业税上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奇瑞车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性能好,舒适,价格也不贵,在淘汰旧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换成奇瑞呢?”他反问。   “没有采取公开招标就‘鼓励’使用奇瑞车,也没有征求司机的意见,还是难逃‘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吧”,记者说。   他又长吐了一口气,说:“地方保护主义哪里都有,但芜湖使用奇瑞轿车作为出租车却和詹夏来没有一点关系。”      去留悬念   新闻办岳先生介绍说,詹夏来现在的状态肯定是过渡阶段。之所以现在仍然在奇瑞兼职,也许和他看着奇瑞长大、对奇瑞感情非常深厚有关系。詹夏来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还是奇瑞的“车迷”。   据了解,詹夏来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詹夏来从那时起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和奇瑞栉风沐雨一直走到现在。   一家当地报纸这样描述了奇瑞创业时那段“光辉岁月”:   “数十个开拓者,在时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芜湖郊外,在农舍为邻野狗相吠的旷野,在没有暖气、屋内阴冷盖过北方户外的三九天,在成年累月盒饭相伴的办公桌边,在披星戴月般工作、忘了节假日、也没有加班费概念的数百个日夜……”   “他们如此艰苦,如此有限的资金(17.52亿元,记者注),如此晚才启程,却要做一件外国人已经做了100多年还在做的事,一件从头开始却要‘一惊天下殊’的大事,但是,他们不会退却,因为他们怀揣着一个最甜美的梦想。”   从筹备到2001年1月3日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正式加入了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之前,奇瑞还属于轿车生产企业中的“黑户”,只能在安徽省的保护下进行小批量生产并在省内销售。   这桩交易中,奇瑞转让了20%的股份,已上了国家机械局被撤销前最后一次公布的车辆生产管理目录,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准生证”,开始了以强劲的“黑马”姿势在中国轿车市场的驰骋。   如果问起近年来支撑起芜湖经济发展的几家骨干企业,一般的人都会提到美的空调、日立空调、海螺型材和奇瑞汽车。在这4家企业中,只有奇瑞是芜湖“自己的孩子”,而且成长最快、发展势头最猛。从地方财政与就业的角度讲,詹夏来对奇瑞的重视也不难理解。   但随着外界对芜湖政企不分和詹夏来“官商”的批评声浪渐高,人们不禁疑惑,詹夏来是否面临着“二选一”的难题呢,他又将何去何从?   一名长期关注政商关系的安徽省学者告诉记者,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在市场经济逐步健全的情况下仍然亦官亦商,是不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詹夏来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要作出选择,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时机不成熟的原因之一是奇瑞目前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奇瑞这些年发展迅速,是因为它在建厂之初把政府资源优势与市场需要结合得非常成功。但再向前走,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它产权不够明晰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成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有人说对奇瑞“短期看好,长期看淡”,指的也是它百分之百国有企业的性质。   所以,奇瑞下一步要做的恐怕就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股份制改造之前,于公于私,詹夏来都不大可能离开。   时机不成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整个安徽的汽车工业战略中,奇瑞都是一粒举足轻重的棋子,但兼并重组的局势现在还不够明朗。   “以后詹书记肯定会作出自己的选择。他或者继续做芜湖市的书记,也可能管理奇瑞或安徽的汽车工业。”岳先生说,“他是党的干部,何去何从还要看组织的安排。”      警惕资本与权力“两位一体”   撰稿/邵道生   假如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同时兼着企业大集团的董事长(“权力资本家化”),假如一个民营企业家还兼着省长的角色(“资本家权力化”),假如以上两个“假如”还成为一个地方发展的一种趋势,那么,这三个“假如”的成立还真值得我们的政治家、社会学家拿出来讨论讨论!   这“三个假如”成立首先意味着:尽管中共中央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发了数十个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干部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干部不兼任经济实体职务”等文件、通知,但是,你发你的文件,我该经商时还是经商,该兼职时还是兼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不仅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这个地区的“一帮人”都是这样,你又能怎么样?造成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气候,面对既成事实,你又能怎么样?而且又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我们这个班子集体决定,能将我怎么样?更“动人”的是,我这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现在不是强调“发展”吗?真是振振有词,“理”都跑到他那一边了。   这就是“地方诸侯”的厉害,这就是“天高皇帝远”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的人口口声声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然后一到实际就根本不是这个事儿了。   这“三个假如”成立,还意味着它从根本上简化了当今社会腐败的程序和手续。腐败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权力资本化”。传统的腐败,权力还要进入市场交易,还要有钱的企业家出钱去买权力,还得要一个过程和程序,如果当权者直接变成了资本家了,手续就“简化”了。只要他本人愿意,就可以通过制订政策来“兑现”权力;只要他本人想富,就可以通过种种的政策倾斜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富人。我们的有些当权者实在是聪明得很!   也许有的“双肩挑”的领导干部因为自己的洁身自好而认为我的观点是“怀疑一切”,但我还是要严肃指出,这种“权力资本家化”(不仅仅是“权力资本化”)体制的制度设计是将所有的领导干部假设为“圣人”、“君子”,这既违背现实又毫不可能,是典型的“乌托邦”设计。   其实,现实生活中这类“双肩挑”的共产党干部堕入腐败泥坑的案例还真还不少。广州有个贪官名叫胡凯帆,任荔湾区建设局局长兼金道公司董事长,既是官员又是老板,在1997年至2000年3月期间,经常用这“双重身份”向港商和下属公司经理索贿,很快得到港商贿金45万元港币和下属“进贡”的一套价值100万元的商品房。   这“三个假如”成立还意味着:我们的政权将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和平地蜕变成“有钱人的政权”。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武断?非也。这种体制演变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权力资本家化”,更厉害的还是“资本家权力化”。   如果公营的与民营的“大资本家”都变成了市长、县长之后,我们的权力机构将迅速变成“有钱人的俱乐部”或是“利益集团的俱乐部”。担任市长、县长的“有钱人”(“权力资本家”和“资本权力家”)在该地区的政策制订、执行上必然会反映“有钱人”的意志,利益的天平必然向“有钱人”倾斜。广大人民的利益肯定会被放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还必须指出的是,“拥有资本”和“追逐利润”的“资本家”进入权力结构的权力制度设计,带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所以,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大资本家,要“从政”,要当总统,也必须先要有一个“身份的转变”:即将自己资本家的“帽子”经过“公证”后“去掉”,然后才能竞选,才能当总统。   一边想当大老板一边又想当总统,哪有这样好的事!所以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在当选之后,就立即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和股权全部卖掉,布什还将自己的全部投资账户的资金都移交一个第三方的信托银行,而且从此以后就“断绝”自己和这家银行的信息沟通。   不要以为“权力资本家化”、“资本家权力化”现象仅仅出现在安徽,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山东德州最近出台了一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所谓政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采取参股入股、业余兼职、推销产品、技术信息服务、招商引资、中介服务、代理业务等多种形式,业余从事民营经济活动。   这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国家公职人员可以一边坐办公室,一边当老板了,同时具有官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国家公共财政供养着的铁饭碗,另一方面还兼着“老板”的角色,结果会怎么样?我看很可能是将市场经济搅得个乱七八糟,好不容易才得到控制的腐败将会重新泛滥。   总之,“权力资本家化”、“资本家权力化”现象歪曲了改革的政治方向,必将(或是已经)恶化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决不能听之任之。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部门”真得好好查一查,真得好好管一管。(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新民周刊
低头转帖,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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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公务员不应该从事经商活动,而应该一心一意从政,业余活动也只能从事非盈利事业,如学术研究、写作等。公务员收入低下问题应该通过正常的政府财政渠道解决。 其次,公务员带薪下海之风不可长。要么坚守公务员岗位,要么正式脱离公务员队伍下海经商,不能带薪下海。一份工作只能有一份报酬。如果将来想再进公务员队伍,只能重新履行一些规定的程序。当然,我们的公务员制度也要更加开放、公平,让人能进能出。 第三,浙江、江苏等地公务员,甚至已经担任想当级别职务的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确实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现象,表明官本位思想已经开始淡化。 第四,官员辞职下海要避免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要避免出现劣币逐良币现象,一是要避免出现变相的官商不分和洗钱现象。如果辞职下海的都是现代政府行政所迫切需要的素质高、能力强的官员,他们因为在政府机关抱负难展,工作受到掣肘而辞职,无疑是政府的损失,是公务员制度的失败! 这种因为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公务员队伍劣币逐良币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果优秀人才都走了,剩下的都是庸才,那就很危险了。历代关乎危急存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都根源于吏治的腐败!公务员辞职下海时必须进行认真的离任审计,不能让贪官通过辞职下海达到洗钱目的,同时,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在经商活动中必须遵守市场法则,不能利用过去的政府关系谋取私利。

[此贴子已经被啊-呸-服!于2003-8-4 19:30:0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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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提醒:县乡打工干部不是“官商”
http://xsldw.cn,中国县市领导网,专注为县市和县市朋友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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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妮子当时可风光了,你看那两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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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想往政府机关部门里进,就是因为那里面有特权,

这就是不公平的体现。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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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安妮在2003-8-9 11:32:00的发言: 严重提醒: 县乡打工干部不是“官商”

性质都是一样的,你就能保证县乡干部不借着工作的特权给打工的 单位 牟利了?

你给个理由,先?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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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下海要限制的是"红顶商人",怕的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企业开绿灯。可这应该不是这个政策的初衷,它是为了解决机构改革而准备的。在他们中很多人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何去何从的尴尬。时下又正是农业税被取消了,那么基层的公务员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时候鼓励公务员出去,是不是就听上合理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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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就现在而言,公务员(当官也,不当官也好)下海经商都是扰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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