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危言：谁来教书
——试论我国教师现状的危机与对策
玉壶于1994年
引言
众所周知，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综合国力竞争成了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综合国力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可以说，人才将决定一切，决定国家的兴衰，决定民族的存亡。
可我们的人才现状又怎样呢？文盲率居世界第50位甚至高于缅甸、越南等国；受教育水平居世界第60位，已经落后韩国26年；一万人中的大学生仅13.8,居世界倒数第17位,远远低于包括埃及（201.1）和黎吧嫩（236.4）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毋庸置疑，培养人才，必须靠教师；而要造就世界上一流的国民素质和文化状况，培养一流的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因此，有没有优秀的教师，有没有优秀的人才去当教师，将事关中国的兴衰，事关民族的存亡。
一、危机四伏
（一）师范门庭冷落
业精称师，德高为范。早在近代，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师范作为整个教育基础的重要性。张之洞指出：“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范不敷，学校何以兴盛”？现代的大教育家陶行知更是十分明了：“有生活力的国民，是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培养的”。那么，在为二十一世纪孕育和培养适应时代所需要的教师的摇篮里，谁来当幼苗呢？
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教师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素质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百另一方面，“生产”教师的师范院校本身无论实力还是发展规模却在迅速下滑。在各类高校大力发展的1992年，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的招生却从上一年的29.64万下降到27.61，到中等师范由29.93万下降到27.89万，这个数字还包括了师范院校里招收的大批非师范类专业的学生数。这就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1993年夏天，爆发出这样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参加第一批录取的首都师范大学计划招生531名，而报考者够分数线的只有36名，且其中没有一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幅度降低分数线，才勉强增加220名，仍然缺招近300人。清大以高于100分调档，填报志愿者仍然远远超过招生数。反差是如此之大！
师范院校的生源匮乏，在教育氛围堪称浓厚的首都如此，在全国其他地区更是难以令人乐观。浙江嘉兴市的一位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一九九四年曾翻阅了该县高考学生的志愿表，发现在数以百计的考生中，只有一人填报了师范专业，而且是第四志愿。这一年，浙江师大的计划招生数与报考数的比例是10：1。上海华东师范长期苦于生源短缺，不敢跻身高考招生队伍，只得远赴江西，可计划招收46名居然是靠调济完成的。他们中没有一人填报该校，且大多数的中等生。作为未来小学教师摇篮师范学校，境况也好不了多少。陶行知先生亲自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久负盛名，近年来就是依靠保送和提前招生也未能解决生源危机。一位记者曾深入一些学校了解到：有些人是在职业高中也考不上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报考师范。
于是，中国的师范学校，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依靠降低分数线，保送、提前招生，办非师范类专业来艰难维持。可时，这怎能救得了师范？怎能担任作为师范“聚天下英才为天下师”的天职？
尽管不否认有优秀学生报考师范和师范学校有在读的优秀学生这样一个事实，然而，且不说优秀学生主动报考师范的是凤毛鳞角，就是保送的也大多是根据“推良不推优”的原则。没有优秀学生去读师范，怎么可能培养出一代优秀教师？如果在为二十一世纪孕育和培养适应时代所需要的教师的摇篮里没有优秀的幼苗，不仅是一个教育危机，而且是一个时代危机。
（二）教师队伍严重缺员
“生产”教师的师范学校生源匮乏，而新技术革命需要更多的教师来培养高智力的劳动者，这样的一对矛盾，造成了在全国各地出现教师普遍短缺的现象。
以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为例。在1993年中，执教的代课教师就超过了5000人，占这一年教师总数16%。到1995年下半年，仅中学教师就将缺员10000人以上，约占教师总数20%，在浙江桐乡，这个曾哺育过大文学家茅盾与大艺术家丰子恺的地方，1994年教师缺额达到629人。如果按国家教委关于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缺额则超过1000人。在执教的教师中，代课教师497名，占教师总数的15%，“唯楚有才”的湖南历来就有崇尚教育的风气，可距王船山凭以著书立说的“湘西草堂”不远，有一所不学6个班，仅仅只有4个教师。周围一些县的许多中小学，一位教师常常身兼数名课程，奔波于数个班级之间。
一位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教育现状时坦言相告；教师的大量短缺，是中国当前教育面临的最大威胁。
（三）教师大量流失
古往今来，人们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阳光下最美丽的职业”这一道神圣的光环，已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价值观念中荡然无存了。
又以我们的首都北京为例，从1990年1月到1993年4月，一方面不得不向社会聘请5000人左右的代课教师到各中、小学临时应急；一方面却流失了中小学教师6326名。据统计，1992年全国流失教师就有45万之众。而且在近几年正以每年8%左右的流失量向上递增。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中青年教师流失的严重情况，无疑使教师短缺的局面雪上加霜。
不仅走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调查了1000名教师，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有80%的教师不愿选择教师职业。于是，要走的仍然还会要走。
在此同时，还有退的要退。一大批老教师，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燃烧了自己的大半生之后，已是灯油将尽，不得不走下讲台。
就这样，新的不愿来，中青年的要走，老的要退，剩下的教师素质更不容乐观。据有关资料显示，92年底，全国共有中小学教师886万人左右，合格率仅为68.2%。这样一支缺额大、后备力量不足、本身素质又低的教师队伍，来支撑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教育大厦，其潜在的危机便不言而喻了。
二、症结所在
1、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面对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质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纷纷出台，对于教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三步走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位就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无论怎样困难，也要提高教师待遇”。这就在理论上形成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百废俱兴，财力有限，在根本上还未摆脱穷国的地位。而我们的教育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级各类在校学生2.2亿人，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全国人口数，占世界在校学生的18.45%,各级教师近千万之众。如此大规模的教育，我们却仅仅只能拿出占全世界1.08%的教育经费！更令人心寒的是，我们不仅拿不出相应的教育经费，而在92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省市区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总额达14亿多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被称为“基础教育近十年来面临最大的困难”。“穷国办大教育”是我们教育落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在理论上，教师作为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于体力劳动者，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原则。从世界范围看，若以工人收入为100，则美国的中学教师为138，德国为151，法国为137。在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工人的收入差距更大，如印度，工人为40-50美元，教师则为125-290美元，在巴基斯坦，工人为31-51美元，教师为95-308美元。而实际上，我国教师的待遇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仅未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有1998年提出的把教师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的思想，而且反而降为“第十”，低一工业企业职工工资的11%。
中华民族有着尊师的优良传统，教师在历史上就一直高高于“天地君亲”之后。所以才有着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素质。据郑也夫研究，一百多年来，教师与体力劳动者差距的变迁情况是：清朝时师体收入相差13倍，国民党时期仍保持着十几倍的差距，解放初期，师体持平，七领先十年代师体收入出现了20-30%的倒挂，仅仅只有十多年的历史，是“文革”后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才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一种“倒挂 ”现象，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分配不平。对此，有人说：“教师象把盐，家家要一点，就是不值钱”。极大地伤害教师的积极性，给本来步履艰难的教育造成了“老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来”这样一个严重的教师队伍危机。同时，损害了教师的身心健康。哈尔滨市对500名教师的调查表明：50%的教师感到经济负担过重，80%的教师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由于经济拮据，他们很少得到必要的补养。尤其是夫妻双方都在中小学任教的教师们，不仅居住条件艰苦，而且由于子女就业，结婚等事情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太平小学有一位马兆莲教师，全家在由厕所改建的小屋里挤住了多年，长期阴暗潮湿的恶劣条件使其左眼已近乎失明，丈夫的的臂也因湿而麻痹，当同志们向调查者反映的困难时，这位鬓发苍苍的老教师流着眼泪，始终一言未发。
综上所述，大规模的教育需要大规模的投入，而且前的投入又是如此微薄。教师本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教师的地位又如此低下。怎么可能培养出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怎么可能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到造就更多更好的人才的队伍中去？
2、短期行为的恶化
短期行为在短时间内能迅速产生效果，一般能很快乍到它所带来的效益。在目前的中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新旧制度的衔接造成了一些制度的真空，使短期行为具有了极大的诱惑力。用深圳人的话来说：“一不小心就成了大款”。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一大批教师的思维：放着能挣的钱不挣， 而去埋头教书，以过着清贫的生活，傻不傻？于是，便有许多教师纷纷出走“下海”。
短期行为对于各级政府的领导而言，由于每届政府都有一定的任期，有任期的执政者当然更关心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如经济增长了多少，社会福利增加了多少等等。于是一些领导者就不会把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金，投到几十年后任期早已结束时才能见到效益的教育上去。而会投到经济建设上，如多上项目，搞开发区，炒房地产，建楼堂馆所，造成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直接增加自己的政绩。不仅舍不得花钱办教育，甚至忍心去挤占、挪用紧缺的教育经费。据国家审计署统计，1986年，全国2200个县市以上的有关部门挤占挪用教育经费达4.2亿元.这种杀鸡取卵的现象，实际上是以明天的牺牲来换取今天的利益。更有幸者，有些地方大手大脚地铺张浪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但却大量拖欠教师的工资，无疑使本来的危机更加深化。列宁早在苏联过渡时期，就优先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他认为，尽管因没有为此支出而“节省了几个亿”，但却可能因此换回“丧失用几十亿也不能弥补的东西”。正是这样的卓远见识，使那一启蒙辽阔的疆域，具有世界上一流的民族素质，承担了后来岁月中撼动世界的一系列巨变。
当短期行为在整个社会上流行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大量出现蠢行。如：有钱赶快花掉，不用将会贬值。这就有了188888无不一桌的宴席，上百万元的一条洋狗，甚至有了撕毁数以万计的人民币来比阔的笑料。甘肃省有不少的小学教师，一学期只能领到一盒粉笔，教案纸和墨水都得精打细算，否则便用不到头。一方面是如此挥金如土，而另一方面是如此艰难辛酸。
三、几点对策
第一，落实教师地位。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而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要想真正做到提高教师的地位，在社会上形成尊师的风尚，根本上就在于必须痛下决心改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在收入上的倒挂现象，逐步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这绝不是一个只为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一旦教师的收入趋于合理，真正体现了按劳取酬，就会造成一种人人尊师的社会气氛，不仅使现有的教师安心从事他们的高尚工作，而且会激励更多的人才来从事教育事业。
第二，严格执行《教师法》等,把教育法律法规变成硬性政策。象计划生育一样，对各级政府的执行情况，按规定指数，未能达者实施一票否决。如教师在社会各阶层中收入的比例、教师与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比例等，还有诸如文盲率，受教育率，入学率，一万人中的大学生的比例等，规定各级政府必须在每一年达到的指数，年终逐项考核，以此作为领导人定政绩的决定项目。对不称职者，要坚决予以免职。因此，人大和舆论界就要加强监督职能，以使教师地位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第三，增加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在2.5%左右徘徊。虽然国家的贫穷与教育投资比例有密切的关系，但印度、刚果等经济状况远不如我们的国家，在教育的投入上也超过了我们，以尽可能多的财力投入教育，培养人才。
“国家兴衰，系于教育”。我们要真正把教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位，把有限的资金向教育倾斜。不仅在经常性财政支出中考虑教育，而且在建设性支出中考虑教育。我们可以花几十亿、几百亿去搞工业、交通等项目，为什么不花几亿元去搞教育重点项目？同时要开辟为教育服务的新税种，据94年5月25日中国教育报报道 ，广东省当年高教经费本来只有2亿元，《纲要》发表后开辟新的税种就达5亿元。北京、上海也采取类似的办法来增加教育的投入。除广开国家投入的源流之外，还要广开社会投入的源头，如把高消费引向贫困的教育。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教育的慈善机构、教育基金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还必须依赖于社会集资。
第四，推行“优教优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教师成绩审核制度，来一个“休克疗法”，把不合格的教师淘汰，让优秀者执教并得到高额的收入。象企业改革一样，厂长、经理无大小，使教师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优胜劣汰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教师市场，来平衡调节教师的短缺。
第五，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师范是“生产”教师的“工厂”，不仅关系到教师的数量。而且关系到教师的质量。在师范学校如此冷落的情况下，我们不妨用经济杠杆来调节：在招考学生时，按照一定的分数采取奖金和学费上的优惠政策，以激励众多的优秀学生前来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