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本文经编辑后发表于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停止教育产业化，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水平，只会后退，不会前进。传来的消息是：之所以要停止教育产业化，是为了遏制学校乱收费的现象；而教育，据说是应该当作公益、而不是商业来办。
然而，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任何“质优价廉”的产品，无论汽车、电脑、相机、服装、电影、杂志、美食，都是既允许商人赚钱、又不存在政府准入限制的行业；反之，任何“质劣价高”的产品，好像国内的电信、邮政、医疗、药品、教育，都是要么有价格管制、要么有准入限制，要么兼而有之的行业。
是的，学校乱收费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学校乱收费能得逞？最近有三百多位校长因乱收费而被革职。他们难道是商业奇才？难道是土匪强盗？他们若改行卖青菜豆腐，乱收费也能得逞吗？不能。他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求学的人多，而可选择的学校少，学生和家长别无选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除乱收费的校长，有助于减少求学的人数，或增加学位的供应。也就是说，学位的短缺，不会因为革除校长而得到缓解。既然如此，那么禁止学校明码实价收费，就无异于鼓励个别人偷偷摸摸收费——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学位的激烈竞争，只会从一种形式转成另一种形式，而不会因为“宣布不准乱收费”而减弱或消失。
长期而言，把教育当作公益事业来办，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下降、再下降。跟花生、大豆、鸡蛋这些商品不同，教育质量是最难衡量、最容易偷工减料的。今天把学费统一压下去，明天师资就统一降下来，将来毕业生的品质更不会无端端上升。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必须指出，鼓励民间办学，与政府资助教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政府真想资助贫穷的学生吗？真想缩小贫富学生的差距吗？当然可以，办法就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它的含义很简单：政府不再把教育基金直接投放给选定的学校，而是先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自由选择民间自由开办的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拿着靠实力赚取的“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这个制度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美国各州零星试行，始终得不到普及，原因是阻力太大。阻力来自哪里？来自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来自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来自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但即便如此，由于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立学校在缺乏政府资助的竞争劣势下，也仍然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而这么做的阻力，也恰恰来教师团体和教育部门。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统揽各级办学的审批权，设置办学的准入障碍，对他们有实质好处。这些实质好处很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撼动。但基本国策的设计者和社会评论者，要理解问题的症结倒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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