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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
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他们为什么挨骂？《小康》杂志一篇名为《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
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
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好斗。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中国
“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
根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
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有可能变成深渊。
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据《中国青年报》吴稼祥/文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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