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
第九章 经济学是摸出来的
怀胎十月能生人,这是铁打的定律,但经济学就象怀了鬼胎,多少年过去了才迟迟出现。
盲人摸象的故事流传盛广,和“从前有座山”一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故事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假设,大象是我们没喝醉时的形象:道貌岸然、体态端庄、神态安详、没有皮肤病,而且任人抚摸,不发脾气不发情。如果给他们摸一头病象,还有更多的情况发生:如果大象的背上长着一个肉瘤,就会摸出大象是个包子、如果大象尾巴断了,就会摸出大象是个木桩。。。。。。
现实中,我们都是盲人,一般只看现象的局部,有些还很美丽诱人,所以我们会揣着糊涂装明白地放胆一摸,一口咬定就是事实的“真相”。
自古希腊开始,欧洲不乏名家和名嘴。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威廉·配第到奎奈,一个个都是博士后、人精;头脑不是不聪明,见解不是不精到,学说不是不精辟;但都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可以独立成型的经济学理论,原来是因为他老哥几个眼神儿不好使,摸象的时候没摸全。当然,咱的眼神儿更次,只能模模糊糊地仰望巨人们的大脚趾,闻闻他们的香港脚而已。
1776年,亚当·斯密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摸索之后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
回顾前面的重商主义,依稀记得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多少是以货币来衡量的,储藏的贵金属越多,财富越多;简单地说就是闲钱越多,财富就越多。巴尔扎克笔下那位脖子上系着一双臭袜子的葛郎台老兄恐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如今世上也不乏这样的同学,将成捆的钞票窖藏于地下饲养耗子,并立块贞节牌坊以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有人在。
关于闲钱为什么不是财富,亚当·斯密进行了解释,首先是金银的价值是变动的,随着金银矿脉的发现和开放,市场上金银的数量变化,导致金银的价格变化。其次是金属货币里面贵金属的含量不是恒定的,货币的实际价值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他认定货币并不是财富的实质。我们今天运气够好,刚好赶上可以验证这个结论的机会,昨天还是三块钱一碗的羊肉粉,一觉醒来,五块啦。昨晚好不容易弄了点夜草,今天打算包个小蜜,结果丫的涨价啦,开口就是一千两银子。
亚当·斯密说:“明白合理的说法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年产品的价值”。这个结论与我们今天颇为时髦的GDP的含义差不多。只不过不幸的是,亚当。斯密或许是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业很遗憾地在他看来没有创造价值。如果今天我们也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开展工作,服务业不创造价值,统计局的局长一定死个舅子不答应,因为GDP缩水必定使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杀伤力锐减。
我们买东西为什么要付钱?亚当·斯密提出货物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货物具有“价值”:“‘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占有该物品所带来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一个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另一个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他也认识到,劳动这玩意儿既不能用秤来秤,也无法用尺子量,还不能数个数。因此,“这不是用任何精确的尺度来调整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来进行的”。所以,尽管有一千个理由让我们拿着超市里的东西跑,但我们还是强忍着一千个不愿意去付钱。买东西的时候不仅认为卖方的付出了劳动,我们应该付钱给他,还因为我们要买的东西对我们有用。
但仅仅只认为卖方付出劳动就应该付钱给他们,显然还不是我们掏钱的理由。他认为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必然包含作为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的地租。也就是说,成本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价格机制是亚当·斯密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国富论》里,他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价格的形成机制。他把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实际价格。自然价格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价值,实际价格就是市场交易价格。
他写到:“每一种特定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受实际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人的需求比例所支配的。”“当进入市场那个的商品数量恰好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时,市场价格会与自然价格完全吻合,或者相差不远。”“当进入市场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小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高出自然价格。”“当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便会降到自然价格以下。”这就是价格供求决定论。
实际价格低于自然价格的时候,人们会减少商品生产和劳动,商品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上涨,接近自然价格。反之,实际价格高于自然价格的时候,人们会增加商品生产和劳动,商品供给增加,实际价格会回落到接近自然价格。这就是价格调节资源配置。
上述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玉照,发现了这个机制意味着成熟的经济学形成了,因为真正的经济规律被发现了。
但是,仅仅只是发现价格机制还是不够的,要让社会财富得以增长,必须加上另外一个重要环节。
亚当·斯密通过观察一个制针厂的运行得出了他天才的结论,那就是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秘密。《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分工,他说一个制针厂的工人如果是独立制作一枚针,那么他一天别说二十枚,就连一枚针恐怕都造不出来,但实际是每人每天平均的产量是四千八百枚。秘密在于分工:“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其拉直,第三个人将其截断,第四个人将其一端削尖,第五个人磨光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通过分工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产效率。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人的熟练程度大大提高,二是节约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三是机器的使用简化和方便了人们的劳动。他指出“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实质。
有了分工,人们还需要交换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亚当·斯密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按照传统道德去积德行善。“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除了乞丐外,没有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同胞们的仁慈来生活。”正是这样一种逐利行为引导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利己的同时也做到了利他。
亚当·斯密上述利己主义的思想饱受非难,因为和传统道德观发生了冲突。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不是时时都是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行事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利他的。但要看到的是,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产生了一系列的效果,最后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总结亚当·斯密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增长得益于两个方面:分工和自由贸易。
亚当。斯密还有另外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就传统道德进行了论述,有人认为亚当·斯密实在是有些奇怪,一方面他颂扬自私自利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另外一方面又超越了自私自利,注重道德的作用。在这里,我姑且不深究这个矛盾,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利用经济学原理对这个所谓的矛盾进行自己的分析,也试着去摸一把亚当·斯密那把老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