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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 请求写作新闻报道的秘诀

本主题由 啊-呸-服! 于 2008-8-28 15:15 提升
39楼的写得很好,小混混看来有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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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非常地期盼着这个稿子尽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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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金 凤

2005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48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文革”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军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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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党报的胃口

    上次说了党报有哪些之后,接下来说说什么稿子能中?

    我们常讲市场经济,按需定产,对县市乡镇的网友们来说,下笔之前,就得瞄准市场--党报版面。

    根据党报的定位----党的耳目喉舌,其内容宣传多于新闻,即使刊登新闻,大多也是政策性出台,宏观的数据,领导人出访讲话中安排的工作导向。这些东西,是可以先排除在外的。但这些个别时候是写文章的由头,也就是紧跟大势。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那接下来,和市县乡镇有关的新闻采写,就剩下以下几个方面:

    瞄准上面将要出台的政策,在其调研阶段就出手。比如,中央暂缓征收农业税的时候,就赶快去调研,取消农业税各方怎么看之类的文章。我就爱钱说过一句话很深刻:“看清楚了趋势,其它问题就简单了”。这类的稿件上面决策肯定要看的,这是提前给他们参考,做得好可能被批示,写这样的稿子,以一当十。建议想要轰动效应的网友,想借写稿出头露面、跳槽升迁的,可以参考。

    这个的缺点是,一些媒体不敢轻易发,把不准确方向;对作者也是个考验。新闻界有这样一些高手,判断准确,抢先下手。只要你出发点也是为了出台政策的科学,可以试试。大家看看张德修,原来是农村工作通讯的,现在是人民日报的秘书长,年轻的时候,他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当然取材要切实一些,最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粮食直补,减免学杂费,节能减排等等,结合舆论热点。太危险的题目就算了,小心舍得其反。

    二是政策反馈时机的调研。还以当前为例,中央出台粮食直补半年之内,政策效果如何?需要一个反馈。高手的办法是感觉去做调研,先肯定,再加完善意见,切忌要立足于建设性:了解政策出来之前期望达到的目标,重点要把这些目标时候实现讲到。这里面还有一些潜台词,比如取消农业税,一个用意是确保粮食安全,而不单是减轻农民负担。如果是高手,写这个才解渴。看是否有种默契和悟性了。


    顺便给版主jyy(唧歪歪)拍个马屁,感谢他为本楼添砖加瓦。他就写过这方面的东东。

    因为这个通道一般被执行的部委垄断,自己说自己好,社会舆论和中央领导都需要一个客观的反馈。国外有政策反馈和评估机制,咱们只能靠这些调研报告了。这种命中率也很高啊。

    三是前沿问题。对于一些试点来说,政策早先一步,会发现很多好的经验和教训。按照这三十年的改革经验来说,一般式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如果你那边有试点,可以尽快找手,大家都眼巴巴的等着呢。对这种文章,政研室的网友有优势,干实际工作的人有优势,综合部门的人有优势,宣传部门的就别参合了。

    四是县市都知道的情况,但没有被公开统一的新闻兴奋点。很多人时候不以为然,说这种观点和情况,我们这里也很多,算什么新闻啊。问题是新闻单位早就聚集到大中城市,信息不对称是必须的。在大家动手之前,形成注意力集中点,也是个讨巧的办法。比如之前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早就有了,不过是换来换去,之前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换做了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心理问题,养老问题,最新看到的是一个暴力侵害,等等。看看哪些还没有说全,而且确实有点分量的,可以着手。举一反三,也是本事。

    以上都是些有些公益性质的新闻稿件。

    兄弟姐妹们看了会说,少废话!这些我们张书记、桥县长都不喜欢!搞不好我会变成李昌平第六,影响我政治生涯,你这不是害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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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承蒙混混夸奖。这些稿子可真得注意,说不定领导不高兴了,就玩完了。关键是昏昏高手指点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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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免除义务教育杂费关于收费的可以算个新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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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外通行的做法,现在义务教育不收费不算新闻,收费才算新闻。
当然,如果单位有新闻报道方面的任务,甚至对报道情况分层计分的话,这样写恐怕不能充抵任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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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老板的穴位

上次说道,大家怕成为李昌平第六。但李昌平在这个语境中,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看过管理员们的刊物,最早的一个是《解读李昌平》,作者也是本坛网友,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其中有个答案。

其大意是:李昌平是体制中人,他所反应的问题是普遍问题,监利县并不是的个案。但老李直接给捅出去了,而且是给了总理,一切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虽然问题大家都存在,但是全国上下就像手电筒一样把目光投向到贵县,不是给贵县添麻烦么?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呢?地方主要领导能不生气么?想当初鄙人是半年之前采访李昌平的人,结果y书记说换个选题把,就没有继续往下作,现在想来也后悔也不后悔。


回到主题,地方的老板们喜欢什么冬冬呢?

这个答案很简单:贴金的!

什么贴金?我们要从一票否决的项目倒推。

因为一票否决直接关系到老板们的乌纱,这个办法很直接,其他还有一些,随后慢慢补充。

一票否决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安全生产、群访信访、招商引资和gdp等等,现在又加了节能降耗、土地违规等等。

答案明白了巴:从这些领域找选题,立足表现成果,高级一点就探索这些成果背后的机制,穿插一些老板们的“独到见解”,试点的具体步骤和办法,同时把老板的老板带上,这样的贴金老板们就比较爽了。

目前,立足这样的好稿,党报也乐于发:一来批评稿以及所谓的问题报道,牵动发行、经营、关系等,效果如何未必有人叫好;二来总发些关系稿,不咸不淡的宣传稿,显得编辑和报纸没有策划水平,很平庸,中央强调“三贴近”,总得有点变化吧。

说白了,这其实是高手钻一个多赢得“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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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现在就职于乐施会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且正当37岁,正是年富力强。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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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小混混 于 2008-9-6 08:10 发表


之三  老板的穴位

上次说道,大家怕成为李昌平第六。但李昌平在这个语境中,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看过管理员们的刊物,最早的一个是《解读李昌平》,作者也是本坛网友,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其中有个答案。
呵呵,弄完整啊
县域经济论坛,县乡干部的大本营http://www.xyjjlt.net 我爱大海,QQ:3605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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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e 呵呵,弄完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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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在乡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那么多年,说明他个人有能力、有水平,也一定程度上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他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向总理说了真话,并最终辞职,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建议大家在这方面也展开一下必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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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调查报告给某研究院学报的人看了,他们都说很好,完全可以登上去这个学报,后来也登了,当时说是六百元,我以为是稿费,后来我去问,却说是版面费.....人就是这样晕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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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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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混混赶快写啊。
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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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很多单位对新闻报道都实行累计分制。地市级报刊3分,省级5分,国家级10分。按人头下达到科室,不能完成扣奖金,超额完成额外予以奖励。
请问:1、发表在哪些报刊上才能算积分?
      2、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是怎么划分的?
      3、发表文章的长短有什么区别吗?
      4、一般奖惩的额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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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意思,等待回音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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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浅草堂主 于 2008-9-9 09:52 发表
听说,很多单位对新闻报道都实行累计分制。地市级报刊3分,省级5分,国家级10分。按人头下达到科室,不能完成扣奖金,超额完成额外予以奖励。
请问:1、发表在哪些报刊上才能算积分?
      2、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这都是自己规定的吧,好像没有统一标准。
比如你是法院的,在人民法院报和法制日报上发的稿子应该是非常权威的吧。如果你在农民日报发了稿子可能效果不及前面两报。
县域经济论坛,县乡干部的大本营http://www.xyjjlt.net 我爱大海,QQ:3605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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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四:党报系列的发稿排序

本来计划按照阿沛集合大家的提问来回答,但有些题目实在是不好回答,上面一个兄弟提了一个关于稿件考核的问题,顺着他的思路,说说党报系列的发稿排序。

说实话,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觉得这个问题答案傻子也知道。当然是按照大小级别排列:中央新闻单位--省级新闻单位--中央部委主办的新闻单位--市级新闻单位。以报纸为例: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中国财经报--九江日报。

结果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真的是很可笑啊。

大家可以先排排你的顺序,如果能让我心里平衡,请留言鼓励。


上面说到,县市乡镇的发稿,目标就是为了自己的老板爽;说得严正义辞一点,要做好宣传的本职工作。那老板们最关心哪个级别呢?

我发现很多问题的逻辑,要从他背后的利益逻辑来理解,否则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就像我上面说的发稿要从领导的“一票否决项目”倒推选题一样。用到这里,就是哪个对领导的影响最大、最直接?

别想当然,“县官不如现管”,对于县市和乡镇的领导来说,他的老天爷不是省委书记,中央领导更是鞭长莫及,而且成本很高。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可能性是有的,比如作为全国的试点,出个系列报道,来个轰动效应,请大头头们参加某个新闻单位定制的研讨会,但这事情需要好好策划,再按下不表,提高点点击率。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一是认为省级新闻单位是老一的“肾派”。一个认为是地级市新闻单位是老大的“地派”。

这两个都对,都直接影响县乡领导的乌纱----让他们看到是最重要的。其区别在于各地领导的不同。超出发稿的视野看看,目前在任的省市领导,他们对新闻单的胃口是什么,他们在任期间,提拔的人是哪种类别的,或者再简单一点,他们批示的新闻报道稿件是哪种?

我的一个同学毕业后,直接回到县委报道科,从事县乡新闻事业去了,日子很难过。她给过我一个他们新闻打分的列表,大吃一斤:原来我印象中的排序,完全反了。

你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真的很可笑啊。

回头找一个份发稿打分表,当地的情况就知道了。不过请大家把考核办法都发上来,可以略去地名,看看有什么普遍规律没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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